陈邦贤（1889～1976年）是我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奉召建院专家之一。他是我国倡导医学史教育的先行者、教育家，开创了医学通史研究、专科史、疾病史研究，开创了医学史料学的研究，使得医学史在我国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拜师丁福保 闯路医学史
陈邦贤自幼聪颖， 4岁开始在父母的教习下识字读书。因其父母亦通英文，他8岁开始学英文，还曾跟从王吉人学习英语。他学习异常刻苦，不畏风雨艰辛，还曾涉水至王师家求学。早年中英文的学习为他日后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基础。陈邦贤13岁时，其父患搭背久治不效，后遇一酱园工人传一秘方治愈。其父便开始留心医药，搜集秘方，稍有收入便研制成药送人，并命他立志习医救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读老太外祖李元荣的遗著《知医必辨》。该书也成了他自学启蒙之书。此后，他又阅读了很多中医古籍，16岁时已能为人开方治病。
1909年，考察日本医学专员丁福保对当时的日本医学进行了深入考察，收获甚丰，回国后译述了《西洋医学史》，在书中着重强调了医学史的重要性：“盖吾人现有之知识，决非尽得诸自身之经验，其大部分得诸过去几千年之古人。……故医学之医史的知识，实为必需之学问。”评述的原则是“离主观的叙述”，同时“本诸始终正确之史料”。
丁氏这一思想影响了陈邦贤一生。1910年，丁福保在上海创办《中西医学报》及中西医研究会，以研究、交流中西医学、振兴中国医学为宗旨。1910年，陈邦贤投书拜师，在丁福保影响下，萌生了专攻医史之志，开始整理和撰写中国的医学史。
1912年，陈邦贤着手写《中国医学史》，两年后发表了《清之医学》研究论文，并在《中西医学报》持续两年连载其《中国医学史》稿。他还于1914年发起成立了中医医学史上第一个医史研究会。经过几年磨砺与积累，1919年，他用文言文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一书。当时社会对医学史研究感到很陌生，没有出版社支持他。他当时已育有三子，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但为了医学史事业在中国的起航，他东拼西借，凑齐了一百块大洋，自费在上海医学书局刻印。这部《中国医学史》不仅是他的第一部医史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编年体史专著。
艰难勤拓展 学科成体系
陈邦贤还把他学习中医经典的心得编为《素灵新义》《医学门径语》《中外医事年表》，先后出版。然而《中国医学史》等书的出版，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上世纪30年代前后，陈邦贤父母与夫人相继故去，留下七个年幼的子女。谋生与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陈邦贤一边在学校任教和兼校医看病，一边还要大量涉猎古今医书文献和报纸杂志，一边更要撰写论文专著，或编辑小报期刊，为拓展中国医学史研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又奋笔写出了《药学史》《疾病史》《卫生行政史》《防疫史》《医事教育史》《中外医事年表》《医学史纲》《民国史料笔记丛刊》《科学医学发展史》《中国医学人名志》《四种传染病史》等。
1937年，第二版《中国医学史》问世后，中医史在国内外的影响渐渐显著。二版改文言为白话，变更篇章，也充实了内容，使该书的质量大大提高。该书后被商务印书馆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即将中国医学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接受了中医史为专门史、学科史。二版《中国医学史》在此后多次被重印，学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医史。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陈老对《中国医学史》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使这部通史日臻完善。也最终使医学史在中国形成了独立的学科。
史料浩无边 忘我苦钻研
陈邦贤对待学术研究非常严肃认真，并常常达到忘我的境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所教授李经纬时常感叹：“像陈老这样勤奋做学问的人，实在很罕见，现在基本上找不出第二个。”
陈邦贤50岁完成第二版《中国医学史》的修订。当时，他意识到史料学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他认为，史论观点必须建立在丰富而正确的史料之上，切忌空发议论，“吾人医史之研究，须离主观的叙述，本自始终正确之史料，否则往往失历史之事实，而陷于冥想之议论。” 因此，他立志要为此学科建立起史料学。除了注重从中医典籍中搜集医史资料，他还立志要下大功夫把我国的正史、《十三经》《诸子集成》等传统经典论著中的涉医文献一网打尽，对这些史料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
1938年，在炮火纷飞的重庆，当大家都在考虑如何活命的时候，陈邦贤却毫不犹豫地启动了他的研究计划，一头扎入《二十六史》的鸿篇巨著中，去寻找中医几千年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在战火最密集的岁月里，在常常被迫在防空洞中躲避的时刻，他的随身包袱里，除了少量干粮，就只有史书。他不肯浪费一分一秒，在防空洞中借着通气孔的微弱光线忘我地查阅史书。他说：“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 即使在生死的边缘，他也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经过20多年日日夜夜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陈邦贤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与韧性，完成了《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他将数以万计的史料，按医事制度、医学人物、医学文献、寿命胎产、养生卫生、解剖史料、脏腑经络、疾病、病因、诊断与治疗、药品、兽医和兽疫等十大类进行分类汇编。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一巨大工程被列入了国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医学科学》中，预备正式出版。不料，该稿在当时被认为含有大量封、资、修内容，必须删节。“文革”结束后，学界认识到抢救这部稿件的重要性，又将其列入国家1978-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198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式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了纪念陈老，也为了保存这一学术成果，内部铅印了该文稿，终使这部史料巨著留存于世。
为国育英才 医史终流芳
陈邦贤不仅亲历亲推医学史研究发展，还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传承致力于培育人才。
1934年，陈果夫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陈邦贤以其医史业绩，被聘为该学院医学史、疾病史的教授。他为了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殚精竭虑，反复修改编写了四种讲义，深受欢迎。该校学生耿鉴庭在他影响下，也致力于医史研究。大学生张慰丰跟随他研究医学史，后于1957年在南京医学院成立医史教研室。
1954年，陈邦贤被推荐入京，参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筹建。次年，他受命担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在医史研究室，他开始专心专职地从事中国医史研究以及培养医史专门人才。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同时“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班，负责该班医学史教学的老师为陈邦贤与李涛。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有关人士感觉到医学史很重要，但专业研究人员很少，各个院校没有开设医学史课程的教师，于是指示由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负责，开设医学史高级师资进修班，培养医史学教师，并要求全国各个医学高等院校派人参加高级医史师资进修班的学习。当时，李涛任医史研究室兼职主任，陈邦贤任副主任，具体负责科室工作。全国参加医学史进修班的共有20多位学员，1957年，进修班结业后，大多回到原院校组建医史教研室，开设医学史课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医学史教学与研究，实现了陈邦贤早年提出的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设医学史专科的夙愿。
1958年5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结业，李经纬、蔡景峰分配至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拜陈邦贤为师。1963年，王致谱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也跟随陈邦贤做医学史专门研究。蔡景峰后成为我国民族医学史研究之佼佼者，在国内外医学史界颇具影响。李经纬后来在隋唐医学史、外科学史上有很深的造诣，并完成了陈邦贤的遗愿，将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医史文献研究所，主持编修了《中国医学通史》《中医大辞典》等大型医史学专著或工具书等。王致谱成为近现代医学史研究的专家。陈邦贤的学生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秉承了他的治史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及仁人风范，并将之再传给了他们的学生。他们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医史学家，所编著的多种医学史教材对我国医史学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先后培养了众多的医学史硕士、博士、博士后等。
陈邦贤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视青年学子为家人。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他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热情至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请他担保，结果有的因拖欠未还，他作为担保人而被扣了工资，他也从不向当事人索要。他一生到底担保了多少学费，扣过多少次工资，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他也从未埋怨过谁。学校开除学生，他总要出面担保，所以人们送他“圣人”美誉。
陈邦贤晚年自号红杏老人，“杏”是杏林、医林，“红”就是坚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他不断鞭策自己，要又红又专，一心跟着共产党走。1976年2月5日，陈邦贤因急性肺炎病故，享年87岁。今年将迎来陈邦贤诞辰130周年，让我们缅怀这位中国医史学之父，并祝愿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医学史事业能更好地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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