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源渊流长，中国人民在同伤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医学，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医德。古代中国的“医生道德学”，是以个体医业为主体的医患关系为重点的职业道德，如职业戒条等。我国古代医德学形成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
古代医德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那时人类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外，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他们在生产劳动和集体出猎时，难免受到损伤。在采集野果野菜时，可能食用一些有毒植物，引起中毒甚至死亡。随着疾病的出现，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经验也就产生，人们本能地按摩、包扎、止血、挤压脓液、荫蔽降温等。为防止中毒和治疗疾病，人们对采取的各种野果、野菜等进行无数次地尝试、检验，逐渐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画八卦……乃尝味百药而针九针，以拯夭枉焉”;《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在这些粗浅的防病治病的方法中，就已蕴藏着朴素的“仁爱救人”的医德思想，已初步认识医学的目的是为了“以拯夭枉”、“令民知所避就”，即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命，为了使人了解药物对人的利弊。
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已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医学有了较细的分工，并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古籍中说：“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意谓良医享有“十全为上”的荣誉和俸禄，而对“十失四为下”者应给最低等的待遇。这种对医生的考核不仅是技术的考核，而且还包括思想道德、作风、态度等，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德水平的提高。
战国末期，随着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时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是在西周之后，秦汉之前，经过许多医家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这部医学典籍的内容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它以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医德观为指导，从整体观念出发，阐述了有关病理、诊断、防疫、治疗等医学问题。与之相适应的，在本著作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灵枢·师传篇”等篇章中，载有医德方面的专论。如《灵枢·师传篇》专门论述了医生的责任和良心;《疏五过篇》将五种行医过失列举了出来，并指出了医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医德;《素向·征四失篇》专门论述了医生在临床诊疗中易犯的四种失误，以戒示医生。这几篇关于医德的专论，成为后世医生的必修课。《黄帝内经》成书时间长达400多年，它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学伦理思想与实践经验，不但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形，而且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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