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医药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在今天中医药继续为了全民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中医药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独立的中医药大学，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良好的物质保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吃惊地发现在临床上很大医生竟然很难开处一张合格的中医处方来（这里说的中医处方特指中药汤方）。
中医药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有完备的理法方药，方剂是指在中医理论中医治法的指导下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而有序组成的药物。一张好的处方可以看出医者的思路，包括对疾病病因病机治法的认识，正所谓理法方药一以贯之。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张处方就像一位读者，透过处方你可以看到这位医生的谈吐、胸襟和思想。由此观之，开一张处方对于一位中医师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
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共载处方314方，因其处方用药精当，疗效卓著，被后世医家誉为“方书之祖”。其中，最为代表的当属桂枝汤。桂枝汤由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组成。方中桂枝辛温，辛能散邪，助卫阳，通经络，解肌发表而祛在表之风寒，故为君药。芍药酸甘寒，益阴敛营，敛固外泄之营阴，为臣药。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散中寓敛汗之意；芍药臣桂枝，是于固表中有微汗之道焉。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肌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营里。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虽然只有五味药组成，但是因为其配伍严谨，发中有补，散中有收，营卫同治，邪正兼顾，阴阳并调，柯琴称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冠”。观今天的处方则差之远矣，不敢恭维。
首先，一张中医处方应该姓中，体现中医思维。
然而在今天的中医临床中医生开一张处方则信手拈来，细细品味则不值得推敲。比如说一位心绞痛的病人，属于中医学胸痹范畴，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就提出了“阳微阴弦”的病机，即上焦阳气不足，下焦阴寒气盛，认为乃本虚标实之证。然而在今天临床中更多的中医医生治疗冠心病则是看一张活血化瘀的大处方，一张方子由丹参、丹皮、赤芍、桃仁、红花、西红花、三七、鸡血藤等组成。处方毫无章法，脱离了中医思维和中医理论的指导，不以病机为核心，更不辨证，只是借助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所以一味地活血化瘀。更有因某药降血脂、某药抗血小板聚集，然后把这些药堆起来。不是说不能借助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现代医学有好多成果可以帮助中医更好的辨证，更精准的治疗，但这不意味着本末倒置，数典忘祖。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便是活血化瘀也有不同的治法，正如程钟龄所说“一法当中，八法备焉；八法当中，百法备焉。”
其次，一张中医处方应该体现和发挥中医药简便效廉的优势来。
中医药重视“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在今天快节奏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丰富而导致了许多代谢疾病极其亚健康状态，还有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如果单纯依靠现代医学不仅给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今天面临诸多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甚至骨质疏松等疾患，如果病人依靠现代医学治疗则要吃诸多的药物，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然而中医药可以辨证论治为患者私人订制一张调理诸多疾病的处方，真正的发挥简便效廉的优势。但今天的中医临床处方存在着诸多陋习，表现在中医大处方。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的处方平均七到八味药，最少的一味药，药味多的方剂诸如：侯氏黑散、麻黄升麻汤、温经汤等也都在十四味药物左右。然而今天诸多医生的处方动辄就二三十味药，一方面加重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对中药材的浪费，这与中医药简便效廉的原则背道而驰。
最后，一张中医药处方还应当体现医者仁心。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 中写道：“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捐彼益已，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许多医生喜欢开名贵药材甚至是名贵动物药材，丝毫不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以及环境资源的现状。中医药自古以来都体现着医者仁心的思想，哪怕是一张处方也不能违背医者的初心。
对于目前临床中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小结，希望我们做一名合格的中医药人，真正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争做“苍生大医”，在临床中开好每一张方，把我们的中医药传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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