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安徽休宁人，生活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其师为黄古潭。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记录了其师黄古潭治疗“胁痛”的一则医案。此案被后世医家时常引用，但未引起广泛重视，直到现代邹孟城、郭永来、伍绍奇等名医发掘出来用以治疗带状疱疹屡收捷效，才得以闻名。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即有“甑带疮者，缠绕生状如甑带，因以为名”的记载，但是以医案的形式记录带状疱疹，黄古潭的“胁痛”案为我国医史之先例。其用药体现了医者灵活机动的治病战术，值得仔细揣摩。
医案记载的患者平素“性多躁暴”，复因受热、过劳，湿热火毒内侵，致使肝气郁结，经络不通，加上湿热灼伤肝经脉络而致“左胁痛”，故为本案病名。另一方面，肝经火毒外溢皮肤，湿热邪毒蕴积肌肤形成“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疮三五点”之蛇串疮。
此案一诊投苦寒燥湿清热、疏肝破气行郁之黄连、青皮、柴胡等药，发越肝经郁火，反致火毒愈烈，皮肤水疱增多。二诊仍以前方加味，又以白矾研末，井水调敷患处，导致火邪发越，“胁中痛如钩摘之状”，疱疹增至百数。在这种情况下孙一奎记录：“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病则审矣，制药订方则未也”。
医案中患者肝经郁热极重，火势滔天，“有烧眉心急，叠卵之危”，但是前医用黄连、龙胆草之类的苦寒药与病邪正面交锋，“是谓驱羊搏虎”结果病症反而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应选灵活机动的治疗方法。
用药如用兵，兵法上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就是说不要去攻击阵容整肃、士气饱满的军队，以避其锐气。《灵枢·逆顺》也有：“无刺熵熵之热”意为当火热炽烈之时，治宜缓和，不宜苦寒直折其势。为此，黄古潭战术上采用甘缓润下之法，一则避免“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二则给邪以岀路，分化瓦解病邪。“为订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服后收疮敛痛消“一剂而愈”之效。
此案水疱发于外者，是为肝热久郁，不得发越，乃侮所不胜之肺脏而成。皮毛属肺，皮腠为之破溃，火毒从此外泄。主药的选择尤为重要，应该乎合两个条件：一是肝、肺同治，二是要给邪出路。黄古潭在主药选择上别出心裁，他选的是瓜蒌。《重庆堂随笔》云：“瓜蒌实润燥开结，荡热涤痰，夫人知之，而不知其舒肝郁、润肝燥、平肝逆、缓肝急之功有独擅也。”可以说瓜蒌乎合第一个条件。给邪岀路有多种方法，利小便及发汗法都会伤津液，已不能用；病不在胸膈，吐法也不能用；唯有下法能用。然而又不能用大黄等苦寒之品，因为苦寒化燥伤阴，必须用甘缓滑润的药使其导下又不伤津液。瓜蒌甘缓润下又乎合第二个条件。故主药舍瓜蒌又有谁呢？瓜蒌引邪外达，以柔克刚，辅以生甘草解毒缓急。《神农本草经》曰：甘草治“金疮肿，解毒”；《本草纲目》曰其“降火止痛”，正治带状疱疹的疼痛，并配合瓜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方中红花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用量很少，作引经药。药简中的，故取效甚捷。一剂服后即痛缓睡安，病情稳定。
通过此案之赏析，有以下几点认识。
1、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能奏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黄古潭所订立的方药无确定之方名，邹孟城据方中药物之组成，暂名“瓜蒌甘草红花汤”。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治疗带状疱疹，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的结合吧。
2、孙一奎以胁痛命名此案，说明古人的认识只限于此。黄古潭也没看岀此病就是缠腰火丹，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治愈了此病。这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真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我们应该掌握这把钥匙，打开更多的疑难病防治的锁，造福患者。
此案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两重价值。孙一奎记录的“胁痛”医案是目前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带状疱疹医案，弥足珍贵，因而具有历史价值。黄古潭“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战略和甘缓润下的战术，及用药如用兵的思想，为我们呈现了古人论治带状疱疹辨证思路的高水准，堪称艺术。他创立的“瓜蒌红花甘草汤”对于治疗带状疱疹仍然有现实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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