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首见于清代名医喻嘉言，其著作《医门法律·中寒门方·论附子理中汤》言：“人身脾胃之地，总名中土，脾之体阴而用则阳，胃之体阳而用则阴。” 喻嘉言运用体用学说简明扼要的概括了脾、胃的病理生理特性，为治疗脾胃病提供了临床指导思想。
“体用”作为解释脏腑形体与功能的关联性，被应用在中医学理论中。脏腑体用学说包括五脏体阴用阳和六腑体阳用阴两方面，在中医诊断治疗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内经》言：“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中医辨证司外揣内，通过观察“用”的变化来推测“体”的改变，即辨用识体；明代张景岳、喻嘉言等医家将阴阳学说与体用理论相结合用以诠释脏腑功能与形体的联系，体用二者譬如阴阳互根互用，缺一不可，《医源·脏腑体用相资说》言“体用相资之道也。内而脏腑，莫不皆然”，即体用互资，调用可以治体，临证遣方用药当体用兼顾。
关于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有“脾胃合论”与“脾胃分论”两大类。“脾胃合论”早在《内经》即有记载，《素问经注节解·太阴阳明论》言：“脾胃者，土也。土为万物之母，性命托之以为基，脏腑资之以为养，所系至重，非它脏之可比，故特为之合论焉”认为由于脾胃特殊生理功能，故将二者合而论之。“脾胃分论”亦见于《内经》，清代叶天士诠释最确切，其门人华岫云谓之“今观叶氏之书，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既强调脾胃同居中焦，相互联系，互为助益，又明确二者显著差异，相互区别。“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理论是基于脏腑体用特性而提出的，胃主受纳，属腑以通为用；脾主运化，属脏以藏为性。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脾喜刚燥恶柔润，以阳为用主运化气血，其体阴柔故最恶湿困；胃喜柔润恶刚燥，以阴为用受纳水谷精微，其体阳故最恶刚燥。“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将脏腑与体用学说灵活结合，既强调脏腑特异性，又兼顾整体，重视功能与形体、脏与腑的联系性，突破了单纯立论某脏、某腑的局限性，颇具特色。
秦笛桥名乃歌，号又词，上海人，现代名医秦伯未祖父。工诗古文辞，兼擅六法，长于医道，活人甚众，著有《玉瓶花馆丛稿》《俞曲园医学笔记》等，是海派中医的代表。《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收录秦笛桥“脾弱案”，即是对“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理论的继承发挥。
“胃主纳食，体阳而用阴；脾主健运，体阴而用阳。阴阳异位，《内经》于《太阴阳明篇》言之甚详。今胸次嘈杂似饥，食后或腹中胀满，可知脾胃升降不和，失其用矣。先提按根本大伤，水不涵木，阳化内风，上扰清空，则头眩目旋。肺主一身之气，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化源渐竭，右降无权，小便淋漓艰涩。心主血，营液枯涸，孤阳亢逆，则恼怒不寐。至若两足浮肿，步履艰难，病在躯壳，治当从缓。脉数右涩左虚，舌光。姑拟益气调气，佐以清养。”
“吉林参、生绵芪、广郁金、玫瑰花、炒玉竹、制香附、焦枳壳、鲜橘叶、金石斛、宋半夏、炒栀仁。”
按：此案伊始即论“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先论“阴阳异位”脾胃的特性，后根据症状论脏腑病机，言“脾胃升降不和，失其用”强调二者病理联系。患者“胸次嘈杂似饥，食后或腹中胀满”，病机为“脾胃升降不和”，即脏腑之用不达；“头眩目旋”是因“水不涵木，阳化内风，上扰清空”所致；“小便淋漓艰涩”而知“化源渐竭，（肺）右降无权”；“恼怒不寐”是“（心）营液枯涸，孤阳亢逆”；“病在躯壳”则“两足浮肿，步履艰难”。此案论述脏腑气血阴阳为病，病机如何，见症为何，一一对应，可谓详备。据上述诸症合“脉数右涩左虚，舌光”之象，知其阴虚风动、肺气上逆、血虚阳亢等皆以脾胃升降不和，失其所用为先机，故以“缓治”为前提，益气调气，佐以清养，兼顾脏腑体用，治脾胃为主。
方以人参、黄芪益气养阴，健运脾胃，又有培土制木、生金之功；玫瑰、香附、橘叶遵“土得木而达”意，疏肝理气，助脾健运，补而不滞；半夏、枳壳辛开苦降法，降逆通腑，恢复胃腑功能；玉竹、石斛清灵柔润，滋养脾胃之阴，叶天士有云“补胃阴以制龙相”，脾胃之阴得补则龙相之火可熄；郁金清心凉血，行气解郁，炒栀仁清热利湿，利膀胱气化，治疗兼证。方中用药多以炒制取芳香醒脾开胃之意，兼以芳香之花叶更具疏散之力。秦笛桥立方取“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之意，滋补脾胃之阴体，理气降逆助脾用通胃腑，二脏同调。《素问·玉机真脏论》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脾胃旺盛则肝亢得制，心火得泻，肾精得充，肺气得降，诸脏皆调。
“胃体阳用阴，脾体阴用阳”是中医学对于脾胃特性系统把握而概括的理论，蕴意颇深，海派名医秦笛桥据理立法，以法统方，方中蕴理，颇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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