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人体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导致人体的功能低下，脏腑损伤，阴阳气血亏耗，表现一系列亏少、不足证候为主时，统称为虚病。虚病的形成多有一个年深日久，缓慢发展的过程。周仲瑛认为中医补虚概念的提出，是以人为主要对象，认识人与病的相互关系，突出以治人为主的独特学术思想体系。
虚病的形成原因较多，如《理虚元鉴·虚症有六因》所说“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等。其病程较长，病势发展较慢，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是以脏腑功能衰退、气血阴阳亏损为其主要病机。与西医学中各系统的多种慢性、消耗性疾病或器官功能衰竭有关。
虚病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总不离于五脏。而五脏之变，又不外乎气血阴阳。故对虚病的辨证，周仲瑛提出应以气、血、阴、阳为纲，五脏虚候为目。一般来说，气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萎黄、神疲体倦、懒言声低、自汗、脉弱；血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不华、唇甲淡白、头晕眼花、脉细；阴虚者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舌红少苔、脉细数；阳虚者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形寒肢冷、舌质淡胖有齿印、脉微。一般病程较短，病情较轻的，多见气虚、血虚及气血两虚、气阴两虚之证；病程较长，病情较重的，多见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之证。通常气虚以肺脾为主，但病重者每可影响心肾；血虚以心肝为主，并与脾之化源不足有关；阴虚以肾肝肺为主，涉及心胃；阳虚以脾肾为主，重证每易影响到心。由于气血同源、阴阳互根、五脏相关，所以各种原因所致的虚病往往互相影响，由一虚可渐致两虚，由一脏可累及他脏，使病情趋于复杂和严重，辨证时应加以注意。
因虚病病程较长，临床上还应注意有无兼夹病证。首先，对因病致虚、久虚不复者，应辨明原有疾病是否还继续存在。如因热病、寒病或瘀结致虚者，原发疾病是否已经治愈。其次，应细察有无因虚致实的情况。如因气虚运血无力，形成瘀血；脾气虚不能运化水湿，以致水湿内停等。最后，还应注意是否兼夹外邪。虚病之人由于卫外不固，易感外邪为患，且感邪之后不易恢复，治疗用药也与常人感邪有所不同。若有以上兼夹病证，在治疗时应分别轻重缓急，予以兼顾。虚病后期，虚象毕露，大肉尽脱，而厌食不饥，或稍食即脘胀不适，腹泻便溏者，为脾胃衰败，化源告竭的严重现象，多预后不好，亦即“无胃气则死”“失谷者亡”之意。
对于虚病的治疗，以补益为基本原则。应根据所虚的部分不同，分别采用益气、养血、滋阴、温阳的治法，并结合五脏病位的不同而选方用药，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通常阳气虚者宜温补，但周仲瑛强调应补而兼温，以温而不燥为目的，既取甘温补气之参、芪、术、草、鹿角、河车；又配附、桂、干姜等辛热助火，合为温养阳气之方，添薪助火。若仅扬其火而不添其薪，则其燥烈之性反致耗劫真阴，阴阳两败。阴虚者宜清养，补而兼清，清而不凉。若偏于苦寒清火，不究火之虚实，不是补水以救火，反致苦燥伤阴，阴不能复。精血虚者宜峻补，取厚味填精之品以生血化气，此即《内经》所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除一般草木药外，要采用血肉有情之品补其不足。药如熟地、枸杞子、山茱萸、桂圆、大枣、鹿角、河车、龟板、阿胶、海参之类。凡体质薄弱，老幼产妇之虚证，无明显偏于阳虚、阴虚倾向者，可取平补法，用轻柔小剂调养，“缓补”图效，以免滋腻壅滞碍胃。
根据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原则，在补阳药中配合少量阴药以滋阴助阳，在补阴药中配合少量阳药以助阳生阴。至于气虚之补血益气，血虚之益气生血；以及补阳以化气，补阴以生血等，其义亦复相同。如阴虚臌胀在用六味地黄丸为基础方时，加少量桂枝以通阳，对阴液的来复、小便的通利，每较单用滋阴利水药的疗效为显著。周仲瑛认为，从阴阳气血相互滋生的主次关系来看，似应以阳气为主导，补阳助阴、补气生血（阴）是治疗的重点，而阳虚用阴药、气虚用血药者少，表明阳生方能阴长。
从周仲瑛长期的临床实践来看，临证所见多种疾病的虚证似乎以气阴两虚为多见。在预后方面，偏于阳虚者易治，偏于阴虚者难疗(如阴虚臌胀、水肿)，阴虚及阳比阳虚及阴者尤难，提示形质的损耗较功能低下的虚证更难调治。正如张景岳所说：“凡治虚证，宜温补者，病多易治；不宜温补者，病多难治。”
对虚证病人及病后的康复调理，周仲瑛还强调应该重视“药补不如食补”的原则，根据虚损的性质，结合食物的气味和所补脏器，有选择的食用。如羊肉、海参、雀肉、淡菜、胡桃肉、栗子、牛乳、羊乳、桂圆等具有温补作用，甲鱼、龟肉、鸭子、黑鱼、白木耳等具有清补作用，山药、莲子、百合、黑芝麻、大枣、燕窝、猪腰等具有平补作用，可根据不同体质有选择性地食用，以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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