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春秋时魏置上郡，明正统七年（1442年）始为榆林城。因其地多榆树，故名榆林，又以木之茂在榆溪河谷之阳，又称榆阳。榆林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早在43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城址遗址石峁遗址，就已经出现了鹰骨骨针、砭石来“刺病”、“熨石”疗疾。秦汉时代青铜造药杵臼、药勺等出土文物，均证明榆林中医医疗已有相当水平。
历史渊源
明成化八年（1472年），榆林巡抚右都御史余子俊上书《开设学校疏》，倡导兴学教育、建立学宫，其中特别提及内设“医学”，旨在专门培养医药人才。史料记载，明永乐、正统年间起，榆林先后有纪氏、张氏以医官身份随军迁入榆林，出现纪二翁、纪瓛、纪溁、张贤生、徐可进、王建德等一批名医。其中，纪、张两氏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直至清初。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榆林知府屠用中在明代旧址基础上重建榆阳书院。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榆林知府李熙龄编纂《榆林府志》记载：“榆阳书院内设医学。”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名医，如王秉镎、朱胤、郝双应、郭绣川、袁服周、袁文澜等。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榆林府、道对所辖州县药堂影响深远，除榆林本地外，也带动周边县区出现很多名医，如郭瑞西、袁硕甫、艾崇德、姬连卿、霍光熙、李鼎铭、高瑞堂、霍静堂、曹天明、樊秉善、高镇南、杭逢源、王直卿、张鹏举等。
新中国成立后，榆林籍在外地从事中医的名医有郭谦亨（温病学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健雄（中西医结合专家、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赵建斌（中西医结合专家、空军军医大学教授）、路游僧（温病学家、包头市第四医院教授）等。现代活跃在医疗一线的中老年名中医有郭冠英、高智、韩增、孙德龄、张征、杭共存、李敏才、师建国、郭世英、杨耀峰等。他们之间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以“济世活人”为宗旨，勤谨敬业、淡泊名利。韩增先生现已年过八旬，仍坐诊救治病患。榆林市中医医院杭共存院长，古稀之年尚孜孜不倦，唯解百姓疾苦为任。榆林著名史学研究者郭新英先生曾讲：“医大道焉，唯良医为一方百姓之福焉。”
中医传承
师承是中医最重要的传承方式。清乾隆年间温病泰斗叶天士传大弟子章楠，章楠传榆林郭忠，由郭忠再传长子郭绣川，其郭氏一门沿袭至今，成为榆林名医世家。后有道光末、咸丰初年名医朱胤开山收徒，对榆林后世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作出贡献。再有光绪年间朱胤的徒弟郭秉钧广收门徒，光大师门。
家传是中医最具特色的传承方式。首先选择培养优秀子弟，要求严格，少小时从中医基础理论开始进行教育，结合增龄长智时的实践教育，对“秘传方剂”及工艺的“珍藏封匮”意识，对中医传承学术、文献的保存，对临床诊治经验的效果，由一技之长升华为一门专科，由一家之言形成一科学派，形成中医独特的、有别于西医的诊断和治疗。
因为家传特别重视技术的传承和提高，从清咸丰年间至今，榆林中医世家也自然产生，其中郭、袁、高、杭、景等五家均行医在五世以上，成为榆林最有影响的中医世家。榆林百姓对中医信赖的程度，对各名医世家的特长，可谓无人不知。郭家以治疗温病出名，从郭忠传至郭翔宇，业已七世。袁家以治疗伤寒出名，从袁服周传至袁建红，业已六世。高家以治疗妇科出名，从高瑞堂传至高思宇，业已五世。杭家以治疗杂病出名，从杭鹏龄传至杭亮，业已六世。景氏世家从景了凡传至景鸿儒，业已五世。在榆林三世中医世家则更多，如柴振国家庭、冯应魁家庭等。在四诊中各家的经验不同，对病患病症处理方式也不同，因此形成不同的流派。
中医书院教育与师承教育、家传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这种多模式、多层次的中医教育，为榆林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对榆林中医事业的繁荣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帝制时期的书院教育，使得士子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理念根深蒂固。书院内专设医学教育，让本郡名士出身的名医任教，让学生在书院学习中医基础知识，掌握四诊要领，熟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熟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本经》等中医药经典，能针灸推拿。
书院普及中医教育对后来形成中医世家的传承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祖籍榆林杭庄的杭锡龄、杭鹏龄兄弟在榆阳书院取得增生功名，又到乡试得以贡生，回乡后拜访当地名医为师。杭锡龄传杭澍堂后迁居高家堡，又传杭逢源。杭逢源熟读经典、谦诚学习，采百家之长成就自身杂病大家，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任陕西中医药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省政协委员。
清同治七年末，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进驻榆林，时患青蒙眼疾兼白内障，时任延绥镇总兵刘厚基力荐榆林名医郭绣川为其治疗。郭绣川用家传“桃花散”治愈左宗棠眼疾，使其视力恢复光明。左宗棠给郭绣川诊银，郭绣川提出将诊银捐给榆阳书院以振兴地方教育。左宗棠大为感动，随即为榆阳书院捐银二百两，并题书“北学其先”赠予榆阳书院。
郭瑞西少时在榆阳书院师从刘增泰学习经史，夜间由父亲郭绣川教授医学。光绪十八年以贡生参加科考，被詹事府录为詹事。郭瑞西在任詹事期间曾多次在太医院御赐公所“一亩园”拜访父亲郭绣川友人、御医王继武，从中受益匪浅，回乡后钻研经旨，学识非凡，医术精湛。1922年，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移军到陕北三边，将军夹劳感寒、喉痛失音，多医不能治之，特转榆林邀郭瑞西治疗，应手而愈。
这种既接受书院教育又有家传的名医有很多。在帝制时，榆林府中医资格考核的管辖被划拨在山西太原府。袁硕甫为了证明自己实力，参加医考获得前优名次，为榆林府争得荣光。袁硕甫善治时症，他的子侄先后为扑灭瘟疫而亡。为了让医技不绝，袁硕甫收郭谦亨为徒，传授对各种时病的辨证治疗。郭谦亨在家由祖父郭瑞西教授，出诊随硕甫先生指导。在抗战最为紧张时，郭谦亨亲自为抗日队伍的伤病员及百姓服务，医名远近闻名。新中国成立后，郭谦亨联络当地名医高镇南、雷泽霖、柴振国等人创建榆林中医联合诊所。而后，郭谦亨调至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任职，与名医成友仁结为知己，并于1958年参与创建陕西中医学院（现陕西中医药大学），担任温病教研室主任，培养30多名研究生，其中有国医大师张学文、郭诚杰，首都国医名师姜良铎等。
中医自学成名家者自古皆有，在榆林也不乏其人。光绪年间，常乐堡籍郭应禧自学成才，成为邻里百姓所信任的大夫。近代雷泽霖先生少小因病自学，又到药店当伙计，在添斗抓药时留心名家药方，与病患交流得一些病情症状，从药方与病症得出经验。雷泽霖行医70多年，年近百岁仍能为患者医疾除痛，为榆林一代名医。
药店沿革
从帝制时期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榆林与全国其他地区都存在政府设置的药局、药店，通过驿站收发全国各地的药材。明成化年间延绥重镇迁入榆林后，由于当地临鞑靼边境，缺乏医生与药物，官军疾病多致死伤，都御史余子俊请求陕西布政司发给药品，并在境内所属各县拨派医生随军治疗。明代有“积善堂”药庄，乾隆年中期又设“万和堂”药店。清末民国以来颇具规模、历史悠久的药店在榆林城内有十多家，有郭瑞西开设的“广生西”“福积生”药店，从山西迁居到榆林的董敩开设的“万全堂”，还有长春堂、宏济堂、同济堂、广庆春、恒泰堂、恒济堂等。郭金镛先生曾讲：“好的药材是见证医疗水平最为主要依据。一个好的大夫没有好质量的药材，其疗效也就打折扣了。”今天，我们回顾70年前老先生对《同春堂》药房的药工王国财、张孝先等人的讲话，仍有现实意义。榆林中医大多采取前店行医，后店制药的模式。虽然药店大小规模有差别，但店主本人或坐堂医都要求熟记药性赋、反畏禁忌、汤头歌诀，而且要掌握炮制技术，如药材的清炒、麸炒、土炒、酒炙、蜜炙、醋炙、油炙，以及煅、烘、淬、焙，还有酒蒸、醋蒸、清煮、汁煮等。
中医防疫
榆林地处塞上，冬寒夏热，气候变化无常，新中国成立前天花、鼠疫、斑疹伤寒、流感等疫病流行不歇。清同治年间，延绥镇总兵刘厚基在榆阳书院创办“种痘局”，派景了凡到汉口学习“种痘”，通过接种人痘预防天花。景了凡学技成功后，在榆阳书院负责给学生传授“种痘”技术。当时百姓不能接受“种痘”治疗，景了凡为了教育百姓，给子侄景百川当众施治，人们才逐渐接受。景氏四代为榆林百姓“种痘”百年，在当地传为佳话。当代温病学家郭谦亨成功研制出“出血热预防片”等有效新药，担任全国统编教材《温病学》副主编，并发表《温病述评》等学术专著。
榆林古城百条巷道，几十万人住宅在众多院落之中，到了春夏之际，几乎所有院落老宅都种植藿香、白芷、菊花等药材，在新小区中更有银杏、连翘、射干、山楂等药用植物种植。老辈人对四季时病用药都很熟悉。例如立春前，各个药店早已备好防风通圣丸。入暑时，家中摘两片藿香嫩叶与绿茶泡饮，预防中暑。还有广泛的防疫措施，如雄黄酒点耳鼻；用苍术、艾蒿、白芷薰燃蚊蝇；在水缸内浸放苍术、贯众给饮用水消毒；还有“打醋炭”，就是将烧红的炭放入铜勺内，将醋浇在烧红的炭上，产生醋蒸汽来消毒。
榆林中医因随军军医从明九边重镇延绥镇迁入榆林而起，兴于清“榆阳书院”中医书院教育及家传授受，发扬于现代。榆林历史悠久的中医传统让一方百姓受其恩泽，当地百姓对中医的喜爱也是许多地方少见的。榆林中医世家文化对提高陕西省中医优秀人才培养，推动榆林地方中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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