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合和利用掌握的医疗资源，实现了中西医的有效协调和结合，不仅满足了当时艰难困苦环境下红军和民众的医疗救治需求，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恢复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的“团结中西医”和新中国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即使在偏远山区，中医始终是民众的感情深处不可撼动的选择。中央苏区地处闽赣偏僻的山区，交通闭塞，民众与外界来往较少，经济文化落后，西医资源和西医市场都非常有限，对伤病的治疗依赖于当地郎中和山上草药。
当时国民政府并无设立领导中医的机构。江西省的国民党各级政府以防“匪患兵燹”为由，毫无作为。直到1934年6月，中央苏区的卫生工作已开展两年有余，江西省国民政府才设立“全省卫生处”，来统管全省卫生事业。
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模式建设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的渊源。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这支部队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红军医院，“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利用中医药等这些做法也随着红四军带到了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中医药发展情况
党和苏维埃政府支持中医药 与国民政府主导废止中医、禁止中医发展的态度截然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苏维埃政府指导和保护了中医药的发展。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医生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中央苏区主管卫生医疗工作的负责人，时任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充分肯定中医的作用，在《红色卫生》杂志上撰文《应急切转变诊疗工作》，要求医生摒弃“西药万能，中药完全无用”的偏见，甚至把“打破药物万能与舶来品才可用的偏见”提到政治的高度。
建立中医管理机构 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始健全卫生机构，设立卫生局或者卫生科，负责包括中医药的卫生行政管理。1932年后机构更加健全，颁布了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中央苏区各级的中医师、中医医疗机构和中药材筹措方面都加强了管理。
建立中医医疗机构 中央苏区开设了不少红军医院，在上杭、长汀、吉安等都开办过红军医院，这些医疗机构的中医部，不仅有中医生，还设有中药房，提供中医药服务。“将病的需用中药的移至大洋坝，设闽西医院中医部”，“病兵直接送至大洋坝闽西医院中医部。”1929年9月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还专门设立才溪后方中医院。红军医院和中医医疗机构的建立，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医药作用的发挥，中医药也得到发展。
大力吸收和培养中医人才 1930年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告，“各级政府尽量搜罗，并招请各地专门医治枪伤的中医生每人送本政府介绍到医院服务。”1931年9月3日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这样描述红军的现状：“医生亦缺乏，除我们有少数的西医外，利用俘虏过来的医生，中医中药均用。”许多民间中医师也受到革命的感召，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中央苏区作出贡献。面对医生紧缺，时任苏区教育部代部长的徐特立说过：“医生问题，不要向上要，而要眼睛向下，自己去找，自己去培养。”中央苏区不仅开办了西医卫生学校、看护训练班等，还开办了红色中医进修班、中医研究班等专科班，并通过在红军卫生学校这类综合性学校教授中医及老中医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中西医人才。1931年５月改建成的上杭才溪中医院还“设立了中医训练班，有十七名学员。”
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 中央苏区坚持“用中西两法治疗”，要求“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以弥补西药供应之不足。在吉安红色第一分院“其中三、四连共有600多名内外科病人，全部由中医中药治疗。”黄腊坑第二分院“伤病员由原来的20~30人，增加到300人左右，全部由中医师用中草药治疗，绝大部分伤病员治愈归队。”中医药为救治伤病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29年9月至10月，毛泽东罹患疟疾，在永定、上杭农村养病时多用中草药治疗。此外，医护人员在治病疗伤过程中，用黄连水、金银花药水冲洗伤口，用猪油膏代替凡士林作软膏，用烧酒代替酒精作酊剂，用硼砂水消毒，用鸦片代替止痛和麻醉药，用自制的三黄散来消炎止血等。红军主力长征后，中革军委对游击队作出指示，在有关“卫生事项”仍然强调“没有西医也可以用中医。”
自力更生筹措中药材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苏区的西药十分缺乏。中央苏区在《红色卫生》上发表《我们目前的紧急任务》，倡导“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在敌人封锁下，在药品困难的环境中，更应该采用中药，加以制造或者配制。”各级苏维埃政府、医疗机构克服种种困难，通过采集中草药、自制中药，通过合作社筹办中药材、开办药厂生产中药、积极研制新中药。1933年6月，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的陈义厚撰文呼吁要“遴选技术人才，加紧制造药品材料……采用中药，加以制造或配制……关于中药要耐心试用，因为中药的用量过少，绝少发生效力，试验的结果请通知《红色卫生》编辑部以便登载，使各卫生机关采用，或请卫生材料厂配制分发。”1934年3月13日，周恩来发表《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提出“如卫生方面，我们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自制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要好些。同时我们的药能及时地赶上部队的需要，如在今年我们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中央苏区自力更生创办自己的制药厂，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药品筹措的困境。
发挥中医药在预防和防疫工作中的作用。中央苏区一度饱受传染病威胁，甚至暴发过天花、瘟疫等劣性传染病。中央苏区通过制定决议、规章，发动防疫卫生运动，发挥中医药作用，防治各种传染病。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报社发表题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的社论。1932年8月28日的《红报》社论指出，“组织采药队，到各地采办各种草药。”1934年6月12日的《红色中华》详细介绍了用常山、柴胡治疗疟疾的方法。许多有关卫生防疫的法规、条令中都有“禁止吃辣椒”的规定。
制订有利于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法规 苏区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纲要、简章、决议案、训令等，如《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中央苏区卫生运动纲要》等，这些法规条例都有许多中医药的内容，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贺诚在《应急切转变诊疗工作》一文中指出：“材料厂出品的麻黄丸之解热，复方柴胡丸之治疟疾等数十种药，皆属屡经试验，效力丝毫不差。”“最普通的吐根、远志、马前子、阿片、海葱……不下数十百种，中外医生皆乐用，成为药方必备的药品。” 针对当时苏区一些打着中医旗号行骗的现象，苏区政府提出要“使群众同那些含有浓厚迷信观念的中医和走江湖卖药等非科学医术告别，因他们大都只晓得要钱，而不顾人们生命。”
中央苏区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重视发展中医药是我党开创的优良传统，中央苏区的这段光辉史绩也一定会永被传颂，在今天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增强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定力和信心 中央苏区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为根据地群众改善了医疗条件，提供了健康保障，提高了群众卫生素养，进而又保障了红军兵员补充，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医药尚能够为革命斗争发挥重要作用，在新时代，更要有信心和决心传承好、利用好中医药，建设健康中国。
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医药法》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法制建设来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将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为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我们更要进一步学习贯彻好《中医药法》，在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中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作用。
学习中央苏区建设中医药服务体系的精神 中央苏区的中医药卫生体系以及中医药医疗技术的应用、中医药预防疾病知识宣传、群众性卫生运动等是新中国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基本模板。今天，亿万人民已进一步发挥出新的创造活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提供了更广阔的中医药需求，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我们更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建设好各级中医院、中医馆，服务好广大群众。
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传承发展中医药 中央苏区政府旗帜鲜明地批判了看不起中医、不用中药的行为，大力宣传中医药的作用，贯彻并运用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同时也反对有人利用“伪中医”骗取钱财的行为。中央苏区政府富有辩证思维，及时纠正了这些问题，保证了中医药为军民服务。
总体来说，中央苏区的中医药工作生动地体现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把这种精神贯彻于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工程中，是中医药人的应有之举，也是今天研究这段光辉史绩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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