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由于地处陕北山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不发达，社会动荡等原因，流行疾病时有发生，死亡率极高。那时西药奇缺且价格昂贵，老百姓大多无钱治病，“小病养，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在缺医少药的陕北，中医成为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保障。
破除对中医的偏见 为中医发展扫清障碍
中医药主要以传统师承或院校教育方式得以传承。1922年北洋军阀在颁布实施教育方案时，就曾将中医药学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国民政府在1929年以“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为由，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不允许兴办中医教育，中医也没有从医资质。
随着西医的传入，传统中医药学更是受到了严峻挑战。陕甘宁边区也受这一大环境的影响，部分人对中医药开始产生偏见。在城镇，医院里没有中医，而农村的中医良莠不齐，部分中医在给人治病时也会用一些法术或巫术来给病人治病。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后，中医被作为可以团结、帮助、改造的传统医疗队伍，它是一种“旧形式”，但可以再利用。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因此，对中医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批判地接受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遗产，并将其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光大。
成立各种研究机构 发展中医药事业
为发展边区的中医药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938年由边区政府筹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医药社——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该社坚持以“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为宗旨，实行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病人看病手续简便，随到随看，对于病情较重或行动不便的病人可以上门医治，对抗日军人家属和灾民还可予以一定优惠。该社不仅经营药材，也改良和生产包括正气散、汗必灵、当归精麻等80多种药品。边区保健药社的成立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团结边区中医人才，促进边区卫生工作，1940年6月，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由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 “国医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延安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边区国医研究会”。该会通过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等方式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鼓励中医贡献秘方，以便进行交流和讨论。边区国医研究会的成立为提高边区中医学术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与提高边区中、西医（包括兽医），实行中西医合作，协助政府调查研究，帮助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技术机关解决有关卫生医药问题。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有利于中西医之间互相学习，不仅壮大了边区的医疗力量，也在治疗疑难杂症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医药卫生科技的进步。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等，在开展中医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实现中医科学化发展
1940年6月，在边区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上，时任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在讲话中说：“由于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杀。相反地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边区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了广泛的医学交流，做出了有益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
1941年，任作田在延安马家湾成立了延安针灸疗病所，为患者针灸治疗的同时，也传授针灸技艺。外科医生鲁之俊拜针灸名医任作田为师，潜心学习。任作田通过“练心、练指、练法”的针灸练习三要素，总结出用针技法“八法”“十术”的科学规则和医学原理。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他认为针灸疗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细胞、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等作用。由于任作田和鲁之俊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使他们被评为“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
陕甘宁边区各县农村的中医大夫也都陆续公开了自己的秘方，包括治疗接骨、无名肿痛、小儿麻痹症、防治肺痨病、白喉症等的秘方和一些兽医方面的单方。有的中医大夫不仅公开了秘方，还亲自传授技术。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中医科学化，是实现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西医结合的实现，是对延安革命队伍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上负责协调中央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的李富春同志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目标，为实现中西医合作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鼓励技术创新 培养中医后继人才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15条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医执行医疗业务者被称为医士，执行制药业务者被称为药师。这是对中医执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认可。如果在医药上有所发明创造，还可以申请政府奖励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鼓励了中医药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陕甘宁边区中药种类繁多，而据边区的林业调查报告显示，边区的中草药种类多达65种。遵照党中央“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延安地区军民防病治病的实际需求情况，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对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进行科学地综合研究与改造”为主要任务, 以当地出产的中药材为原料，研制生产了多种急需的中成药如止咳丸、红色补丸、胜利茶、红白痢疾丸、八路军行军散、痧症丸、妇科调经丸、止咳散、胃痛散、补脑丸、退热散等。另外，还用化学方法提取中药有效成分制成麻黄素、黄芩碱、当归油等， 或用其他方法制成桂皮酊、陈皮酊等。
为培养中医人才，1945年10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委托中西医药研究会主办中医训练班，招收25~40岁的身体健康、略具医药经验、粗通文理及有中等学识的男女50名，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培训。培训课程包括技术（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性、方解、炮制）和工作方针（卫生医药政策、卫生中医药运动、环境、妇婴及个人等卫生）两大部分，毕业后将在自愿原则下，由民政厅分配回原地或他县工作。
国医研究会经常组织中医到医院去参观，并举行中西医学术研究会议，以提高这些医生的学术素养。1945年5月20日，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学术研究报告会，听取了中国医科大学傅莱医生《粗制青霉菌素》的报告，傅莱和他的助手指导听众参观他们带来的样品，并作了较详细的解释。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在抗战时期，延安的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的健康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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