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郭谦所著的《走进世纪文化名门——影响中国百年的文化世家》一书，书中“描述了22个对中国100多年文化史有着极其重大影响的家族”，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虽则如此，文化世家的马氏家族之渊薮，是医学世家。马氏家族的始迁祖马银潢出身于明末皇宫，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诗文礼乐，懂医。明末，马银潢携宫廷眼药及秘方沦落到浙江温州，靠给人治眼疾、卖药维持生计。经两代人积蓄，于清康熙年间在当地置地八九亩，建成一座大宅院，并以“马银潢”为店号，外立石葫芦像，从此闻名遐迩，远播南洋。二世马淮，三世马桐，四世马星，五世马琨玉，六世马永祚、马永禧，七世马昱中、马炅中，八世马谷生、马兰笙，九世马寿镇，均擅长眼科，衣钵传承，薪火未断。业传四世，医名甚隆。清代医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称：“昔客东瓯（1754年稍前），闻马氏点眼药粉为天下第一，见其修制。”足见马氏眼科在当时的名气。及至九世，马兰笙绛帐授艺，其三子分习眼科、内科、妇科。传说其庭内摞拐杖无数，皆系失明患者经治后痊愈所弃。
及至十二世，马氏妇科声名鹊起。
在这医学世家中，又衍生出文化世家，在马氏六世之前，由于谱牒毁殆，已无生平事迹可稽。马氏七世，兄马炅中，增贡生。《清画拾遗》载：“马炅中……工诗，善书，尤擅山水、花鸟。”弟马昱中（1789~？年）为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选贡生第一名，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中式第一名。《清画拾遗》载：“马昱中……善鼓琴，工书及篆刻，尤擅花卉。”
马氏八世马梯如（？~1833年）。举孝廉，能诗文书画，通金石篆刻。
马氏九世马兰笙（1834~1907年），善鼓琴，工诗文及书画，山水法董源、巨然，花鸟师蒋南沙、恽南田，著有《友石山房琴谱》《友石山房印谱》，入选《清画拾遗》中。
马氏十世马寿洛（1869~1962年），工诗文，擅隶书，善古琴，著《春晖堂琴谱》《桐君录》。
马氏十一世马孟容（1892~1932年），现代著名国画家，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著有《墨趣专述》《花鸟画集》《草虫鱼蟹谱》《听松阁题画诗》《中西画法之异同》。马公愚（1894~1969年），现代著名书画篆刻家，曾任上海美专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工诗文金石书画，素有“艺苑全才”之誉。马公愚是西泠印社早期会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有《书法史》《书法讲话》《应用图案》《公愚印谱》《畊石簃墨痕》《畊石簃杂著》等书。马味仲（1897~1995年），著有《薇庼甲骨文原》《中国文字探源》《永嘉方言为古夏语考》《四千年前夏代的匋文草书》等多部，善书法，尤擅章草、甲骨文。马骅（1916~2011年），笔名莫洛，编辑“海燕诗歌丛书”，主编《暴风雨诗刊》《战时商人》月刊，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理事。马骅出版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风雨三月》《我的歌朝人间飞翔》《莫洛短诗选》；散文诗集《生命树》《梦的摇篮》《大爱者的祝福》《生命的歌没有年纪》《闯入者之歌》；文艺传记史料集《陨落的星辰》等，获浙江省作家协会授予的“浙江当代作家50杰”和浙江省文联授予的“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称号。
马氏十二世马大康（1947年~），温州大学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生命的沉醉》《审美乌托邦》《诗性语言研究》《叛乱的眼睛》《文学时间研究》《文学活动论》《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文学行为论》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马氏十三世马亦钊（1946年~），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善作四体而尤精草书、隶书。其作品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现代美术全集》《97’中日二十书法名家邀请展作品集》。曾出版《马亦钊书法作品选》《书画传家三百年—马孟容、马公愚诞生一百十年纪念集》《百里芳人》。马伊（197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小说体散文集《淋湿》、长篇小说《小报记者》等。
马氏十四世马天戈（1974年~），12岁时以行书“墨缘”参加首届日中青少年书法大赛，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奖，书法作品在日本的《雪心》杂志上作专题介绍。此外，马天戈还获“华东六省一市书画大赛”银奖，出版《马天戈山水画选》。
名士符璋早在1927年的《公禺印谱序》中说：“盖永嘉马氏自清嘉道以来，以诗文书画金石世其家殆二百余年。香霞拔翠，蔚霞解元，梯如孝廉，兰笙明经（贡生的尊称），皆有声于时。逮孟容、公愚发扬而光大之，家学之盛，一时殆无伦比……”在马氏医学世家中走出如此之多学有所成的古琴演奏家、书画家、金石家、文字学家、诗人、散文诗作家、文艺理论家、小说家，世代绵长，书香不绝，又成了一个文化世家，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医读文化现象。
无独有偶，在《走进世纪文化名门——影响中国百年的文化世家》的22个家族中，还有2个家族的祖辈行医，其一是父亲为乡村中医、地主的章士钊，其一是祖父、父亲均是中医的严复。名门之家出自中医者，竟占其中七分之一，这与中医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来算，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中医世家为何会与文化世家结缘？其中的原因，便是中医世家走的是与耕读文化相对应的医读文化之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医生仅仅占整个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西汉《战国策·秦策三》称：“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将医术高手与圣明君主相提并论，说明当时的医生地位不低。古代医生虽非权贵，但由于承担了治病救人的职责，下至民间如坊街郎中，上至朝廷如御医，相对受人爱戴和尊重，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医生的收入通常优渥于捆绑在贫瘠土地的普通百姓，一些人可以兴屋盖宅，设馆建堂，这是他们的经济条件。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有“文正公愿为良医”文，“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由是而生。这说明在宋代，读书人常在仕途与医生之间做选择。“医文相通”，具有浓厚东方哲学思维的中医，文人易懂，故唐代诗人刘禹锡著《传信方》，文学家苏轼与科学家沈括集《苏沈良方》，不胜枚举。从仕途转而习医者，改良了医生队伍的知识结构，故医生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在行医闲暇，有条件接近、学习传统文化，而且将其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从中医世家中走出文化世家，而成为与耕读文化一样成功的医读文化。
在医读文化中，大部分人仍然继续生存于民间，诊病疗疾，赋诗作画。如明末傅山，虽清廷征召不就；个别人应试入宫，侍奉君侧，如陈迁，“发身科第，翰林院典籍之职，每于暑月进治，宫闱安然，御赐道扇坠、太医院金紫之位”。徽州汪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是一个贵胄，后来出过明代汪机、清代汪昂、民国汪逢春等大医家，近代又哺育出各届精英，是我国许多医读文化家族中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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