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统中医学被称为“国医”，明其与“国学”精神相通，华夏国学的主干就是儒学。古代“儒”的起源与“巫”有很大关系，“巫”在民间也扮演医者的角色，《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最初儒士的服务范围也包括求雨、相礼、祭祀、治病、文书等。《国语·晋语·医和视平公疾》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西汉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史记·日者列传》）。唐代孙思邈《千金方·诊候》谓“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在古人看来治国与治病是相通的，所以后来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儒学传承了古代圣人之学，其“一以贯之”之“道”应用于包括宇宙论、伦理学与医学的所有领域。《论语·子路》篇孔子引南人之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恒”就是儒学与医学共同推崇的一种德性。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将治国与治病视同一理，认为二者都要遵循“中和”之道。《汉书·艺文志》曰“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司马迁《史记·扁鹊苍公列传》专门为医者立传，其中称赞淳于意“其人圣儒”，后世医者遂以“儒医”为荣。
国医不同于西医的要点就是“全息论”。“全息论”是一种有机整体论，也是一种整全的认识论，认为人体与宇宙时空相应，人体的每一部分中又可以看见全体。“全息论”从辩证的角度得出万物之间的“通”性，如五气、五官、五脏相通，甚至可以做到“头病医足”。在“全息论”的基础上，国医首重“元气”。形而上的、无形的“元气”既是国医之“道”，也是儒学之“道”。古人对脏腑、骨骼、肌肉等有形的部分已有相当全面的知识（参见马王堆“脏腑图”），但更重视无形的经络，因为经络是元气的通道，只存在于活体感知之中。
元气是宇宙间最精微的能量，其在人身则兼具肉体与精神两重属性。“元气论”从内因来看待疾病，认为只要元气充足，就能抵御外邪。《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提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古人善用情志养生，就是一种精神的卫养。孔子注重“气”[1]的调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这就是一种能够转化身体实存状态的精神力量。儒家孟子既善养“浩然之气”，又注重“践形”。宋朝末年，《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在极其恶劣的关押条件之下而能身体无恙[2]；明代儒者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在虫蛇瘴气的肆虐中能够存活，靠的也是“良知”对生命元气之激发。“元气”是儒学与华夏医学文明的核心。蒙培元认为儒学的主体思维影响到了中医学：“中国医学强调主体的自我控制与整体把握，而不是对象分析。在养生学上则以养为主，以治为辅，以内为主，以外为辅，一切养生和诊治方法都是为了回到主体自身，调动内在的生命因素，靠机体自身的内在功能，以达到健康与长寿的目的。”[3]
《黄帝内经》认为情志失调是主要的病因。儒家的心性之学即包括对元气和情感的调养，《礼记·中庸》开篇曰“率性之谓道”，说明儒学之道顺从人的天性。《内经·灵枢·师传》曰：“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二者在哲理上也是相通的。
古人认为“医易同源”，儒家经典《易》之太极、阴阳、中和等观念广泛应用于医学中。《黄帝内经》及后来的中医典籍都以阴阳为理论基础，其崇尚的最高价值都是“中和”。《礼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儒家的“中和”反对“过犹不及”，国医的“中和论”亦将病因归结于从内到外的阴阳失衡。儒家“中和”首重“时中”，国医理论也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之间存在对立、消长、依存、转化的复杂关系，因此要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而和之, 是谓圣度。”儒家之“中”的观念与五行之“土”与数字“五”相关，《内经》亦反复强调脾胃的重要性，以胃气为诊断疾病的关键。
儒家重视从事物的“隐微”预兆中“知几”，崇尚“闻而知之”[4]、“望而知之”[5]。立足于“元气”与“中和”的国医亦善于运用“望闻”来预防疾病，提倡治未病。基于《内经》的医学典籍《难经·第六十一难》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因为“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传统西医是治疗医学，以实证为主，但是能够用仪器检查出来的疾病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发现得也晚。当今社会有很多没有被界定为疾病的亚健康状态让人们深受其害，比如体质不和、免疫力差、消化不良、精神焦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精神卫生地图集》[6]显示，全世界10%的人存在精神卫生障碍，还有25%的人可能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到2030年，精神类疾病（如抑郁症）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据统计，中国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在心理治疗方面，文化隔膜使得西方的心理学路数很难在中国大行其道，东方哲学与医学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医学运用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哲理[7]。当今的国医教育首先要明白“道”与“术”的关系，诸如“天人合一”、“元气”、“阴阳”无疑是本体论层面的形而上之道，而诸如五行、五色、五音、五官、五脏则是器物层面的应用。儒学认为道器之间要依靠“心”之灵明来把握，并没有固定的法则。汉代以后儒学在政治上成为了主流，但在哲学思维上有固化和衰落的趋势，比如将“天人感应”比附太过，反而流弊无穷。当今的国医教育一定要回归哲学定位，以“道”为主导。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西医之争”中傅斯年、丁文江等人坚决反对中医[8]，就是混淆了科学之应用与哲学之本体。如果不明确“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定位和“道器关系”，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中医专家王永炎院士曾说中医是基于生命的医学，西医是基于疾病的医学。国医的整全性视角首先看到的是“人”，其次才是“病。”国医具备人文与自然科学双重属性，不可以简单还原为逻辑实证科学。国医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承载着中国文化之“道”。楼宇烈先生说：“中医作为具体的艺，如果离开了整个的文化理念，就必然会沦为技艺性的东西。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然后在艺的层面与西医比拼。应当从理念上去弘扬中医之道，运用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其实近年西方已经冲破了这种对抗性治疗的理念，提倡自然疗法、情绪疗法、直觉疗法，强调自身修复能力的提升。”[9] 我们期待国医文化发挥“道”的优势，提供不同的病理学视角，与技艺精湛的西医相结合，共同造福于人类未来。（白宗让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事业，1980年。
[2] 楼宇烈“中国文化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学术交流》，2014（10）：5-9
[3] 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余英时《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Mental Health Atlas. Geneva, Switzerland: WH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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