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书法乍看并没有交集，但细思之下却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之处。比如二者同属于中国国粹，文脉同宗同源，相互触类旁通，彼此影响发展。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阴阳互根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之一，是有历史根据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中医认为疾病系人体内阴阳平衡失调的结果，即“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人体生老病死变化都在于阴阳。要想保持健康，关键在于阴阳调和，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状态。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也指出，中医药讲究“阴阳平衡、调和致中”，注重“平”与“和”。
书法亦然。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把书法中线条笔画的生动韵律归之于阴阳的变化。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书法家，在书写时往往都“通过墨色、线条、结体的变化，使其有机组合”，从而创造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项穆《书法雅言·知识》）的优秀作品来。如果把书法作品比做一个人的话，达到这个艺术境界就是健康的，就是做到了对立统一、协调一致。否则，“太肥则形浊，太瘦则形枯，太藏则体不精神，太露则意不持重”，字就像人一样因为阴阳失调而生病。这是书法与中医养生健康的内在联系。
天人合一 中医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是相通的，要适应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欲探求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就要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即“天人相应”。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岁露论第七九》谓：“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宇宙、自然、人生、文化融于一体。书法家同样需要汲取自然的神情妙意，融入到书写的节奏变化与韵律变化的线条墨迹中。蔡邕在《笔论》中对此论道：“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矣。”许多大家都深知其理，所以，“张旭观担夫争道，悟避让之理；怀素赏夏日卷云，使其书波澜壮阔。”
气息相通 中医讲究阴阳五行、整体辨证，理想的状况是天人合一、形神兼养、动静结合。中国书法注重疏密开合、浓淡枯湿，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内容、行笔、情感的和谐统一。中医八纲则有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方药运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书法中的永字八法有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唐·张怀瓘《玉堂禁经·用笔法》），笔墨强调筋、骨、血、肉、精、神、气、脉。这说明书法与中医确实息息相通。
在中医药发展与书法审美的演变过程中，二者相互借鉴。书法“运笔讲究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横画直起、欲快先慢、欲扬先抑、无往不收”；而中医开方子，也讲究“上病下取、阴中求阳、提壶揭盖、逆流挽舟、甘温除热、引火归原”。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与魅力所在。
书医相彰 书者知医，名家辈出；医家善书，书香后人。《鸭头丸帖》（王献之）、《肚痛帖》（张旭）、《覆盆子帖》（苏东坡）、《方药墨迹》和《婴香帖》（黄庭坚）、《水斋药方》（徐渭）等，既是中医处方（医案）亦是难得的书法墨宝。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少时“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颂习。”他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写的“天台之观”四个大字，被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南朝名医陶弘景10岁即“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他留在镇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瘗鹤铭》被称为“书家之雄”、“气体宏逸，味之不尽”。宋《绍兴秘阁续帖》收存的孙思邈墨迹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傅青主为清初医家，以女科著称，但他还有“清初第一写家”的美誉，他题书的“晋源之柏第一章”，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景区三绝之一。
不唯过去，近代许多名医同样善书。范文甫有诗、书、医“三绝”之誉，其字笔走龙蛇，奔放雄浑，颇有骨力。程门雪善医工篆精画，自称“诗为上，书次之，医又次之。”肖龙友书法真、隶、行、楷各体悉备，京师内外“对先生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施今墨医术精湛，书法同样为人称道。王玉书长于内科、妇科，书法篆刻宗法秦汉，铁笔纵横，妙造自然……
“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中医养人，书法养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我们从不同角度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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