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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中医助抗战

近代以来,中医中药随着华侨走向海外,在各地华侨聚居区行医售药,渐已形成相当的规模。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海外中医药界心怀祖国,积极申请成立分馆,先后有驻美(国)分馆、菲律宾分馆、北婆罗洲分馆、泰国分馆、荷属巴达维亚国医分馆等成立。在抗战中他们并未中断与国内联系,并且想方设法支持抗战。

捐资购债支前线

1939年国医节之际,中央国医馆发起“提倡中医药界各贡一日所得以尽绵薄”的活动,得到海外中医们的支持。驻美分馆分两批转来18000元和1100元,委托驻美分馆转达的还有美国永安堂10000元,林达生医师1000元,刘展伯医师200元……一日诊病或卖药所得虽不多,但爱国之情尽现。这些款项由中央国医馆购药送交有关部门转送前线。

在印尼泗水,当地中医药界在1937年成立中央国医馆驻荷属泗水支馆,也叫泗水中医公会。抗战爆发后,该会立即成立了“临时募集救灾药品委员会”,呼吁“不论同侨外侨,一致同情,竭力助赈救此痛苦之伤兵、无告之灾民”(《本会募集救灾药品宣言》)。公会组织募捐队到处宣传,开展夜市募捐等,筹集到不少善款。公会又认为“战场急用,须良好药品,而有灵效轻便携带者为适宜”,公会主席林庭槐是福建漳州人,认为福建传统良药片仔癀是“确实能止疼去毒之唯一特效药”,于是捐出配方,采购原料,亲自指导出产了1500包片仔癀,连同其它药品,经香港转寄给中央国医馆以支持前线。

境外中医药界还积极购买抗战公债,以香港中药联商会为例,该会总结:“及至战时我国抗战军兴……于是本会同人响应购买公债,以助军需,将九八一成积存之款,及买入货物找数每百元附加壹毫,由南北行代收汇集同为购买公债之用,而且将本会原购置在西营盘之会所卖去,得款万余元,悉购公债,数年之间共七八万之多。”(冯泮垣等《沧桑话本会》)

境外中医药界人士的捐助中,最著名的当属“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虎出身中医家庭,原为缅甸华侨,后赴新加坡。他将家传中草药方与现代制药工艺结合,研制出万金油行销甚广,他的企业永安堂发展成为集团式的跨国企业。抗战爆发,胡文虎即位列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之一,多次认购公债,又多次捐款协助建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等。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是华侨中公认的捐资献物最多者,后来获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亦颁给海陆空军一等褒奖奖状。

归国救护助医药

抗战爆发,由于国内西医缺乏,国民政府曾号召各地华侨学医者回国效力,不少地区华侨组织了华侨救护队回国出力,大多由西医组成。而暹罗(今泰国)华侨救护队则分为西医团和中医救伤队,发扬了中医救伤特色。

香港中华国医学会也组织了国医救护队,派弘守仁、许耀等队员50多人回广东服务,“全部编制及训练装备,完全采用新式,治疗方法及所用药品,则纯用传统中医中药”,经费、药品来自该会会员及各大药行药商的捐助。救护队“在粤服务年余,获得显著成绩,在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下工作,不避危险,夜以继日,斗志昂扬”(谢永光《香港抗日风云录》),后来广州沦陷同,才撤回香港。

香港中医还响应中央国医馆号召积极献方。伤科名医梁永亨说:“中国自抗战军兴,海道被封锁,外来药物无法供应,以至前线军人一受创伤,便尔死亡枕藉。其时有人献议使用中药,初时当轴尝未敢置信,及后得某有力者保证,始获准试用云南白药及其他验方,一经试用,大生奇效,政府始知民间固多妙药可用者,于是通告全国各省国医分馆,搜集民间验方及药品,以备急用。”(梁永亨《四十年来疗伤见闻录》)梁氏为此专门编写《国医战地手册》,通过广东国医分馆上交。梁氏在抗战之初曾向国内捐献伤药,“果生奇效”,后来国内还多次来函索取,可惜其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大量供应。

有的华侨中医更是在战时回国效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例如越南华侨梁金生,1938年去到延安,他精通中医药,见延安缺医少药,于是建议就地取材开办药厂,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了“光华”制药厂。梁金生担任厂长,“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抢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和研究”“留守兵团政治部魏善剑曾患有肺结核,休息半年未曾恢复,由梁厂长诊治服中药11帖痊愈”(《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1942年,梁金生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提出“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华侨李峄生,出生于中医世家,1918年去泰国行医,曾担任暹罗中医总会副主席。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自制“保险散”和“止血散”,通过上海中医总社转送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支持前线。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峄生积极组织侨胞支援国内,1942年被泰国政府驱逐出境。于是他携家来到广西,受蔡廷锴和李济深之邀在桂林行医,为抗日官兵及后方群众治疗,李济深和蔡廷锴分别赠他“国医李峄生”和“救世良医”条幅。

国际战线亦有功

1940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国。而英国对日本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在日本威胁下关闭了缜缅公路,影响中国后方供应。但当时英国苦于印度不合作运动,有意让中国出面做做工作。是年蒋介石同意派考试院长戴季陶访问印度,顺访缅甸,实际也为后来1942年蒋介石访印做前期准备。戴季陶受命之后迟迟未成行,英国再三催促,后来答应戴季陶要求,重开了缜缅公路,戴这才动身。他先从重庆飞到缅甸仰光,不料忽然得病,几乎无法再往前行。这时幸得一位华侨中医出手救治,“当先生由渝飞抵仰光之时,以南地炎威,复多潮湿,因此发病,痛楚难言。适过华侨中医林子鹤先生施诊,一剂痛止,三剂病止,遂得遍历西天,身心俱健,以此深信中国医药实有灵验。”(《戴季陶(付贤)先生编年传记》)

同为缅甸华侨的台山籍诗人黄绰卿曾有诗称赞这位林子鹤医生:“医德诗句两可敷,吟梅索句仰林逋。廿年寻问融中外,周岁燠寒感叹殊。仲景羊汤疗弱质,季陶鹤化谴强图。功同良相重来日,天下苍生百病苏。”并说:“战前廿年来,余家庭疾苦均仰询林子鹤医士,其术新旧不相悖,盛德尤为可感。修明生前体弱,常服林医士所告之羊肉汤,故云。林医士旅重庆,战时曾为戴季陶之上宾。”(《黄绰卿诗文选》)林子鹤为戴季陶治病,使他能顺利完成印缅之行,为战时外交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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