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荐论文
以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于1942年来到重庆，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
来华之前，李约瑟在鲁桂珍影响下，已经对中医药有所了解。鲁桂珍出生于医药之家，“鲁桂珍是鲁茂庭（字仕国）的独女。她有两位弟弟。鲁茂庭是南京的—位富裕药商。她曾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工作，当时伊博恩认为传统中医对脚气的食疗方法有合理性，指导鲁桂珍等进行了一次用西代科学检验中国传统医学疗法治疗脚气的尝试，治愈了80名患脚气的纱厂工人。1937年鲁桂珍来到李约瑟的英国实验室工作，促使李约瑟对中国科技产生了很大兴趣。1939年李约瑟、鲁桂珍就撰写了第一篇医学史论文《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介绍中国古代对营养缺乏病的认识，在战后发表。
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相当注意中国药物学家对中药的研究情况，他考察了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记录该系当时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旧药典上治疟药物中的赝碱（生物碱）及配糖体（糖甙），就现在世界上奎字缺乏的关系讲，这是很重要的”；考察了经利彬博士主持的“集中于中国土产药材的植物学及药物学方面的研究”的教育部药物研究所，华西医医学院里“冯博士研究中国药材，如调经的当归和刺戟子宫的益母草”等。这个时候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在经验发明方面，中国人的成就确实相当伟大，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没有继续进入理论，或现代科学的大厦。”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
李约瑟所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其重要的一项职能是促进中国科学家与西方的联系，并推荐中国科学论文给西方高水平杂志发表。竺可桢记载：“（李约瑟）送给英美期刊所登文字凡138种，其中86%为期刊所接受。”这对外界了解战时的中国科研状况和成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种肯定，又对抗战时中国民众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常山抗疟受重视
在李约瑟推荐的文章中，有一份关于研究常山抗疟的成果——程方祖的《关于中药“常山”治疗疟疾的初步临床报告》。因为李约瑟考察时看到，常山抗疟是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研究热点，因此他想将这方面的进展推荐给国际社会。
说起常山抗疟研究，是抗战时中医药科技的一个重要成果。对常山的重视源于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当时西南大后方疟疾流行，特效药奎宁因主产地南洋陷落，来源锐减，十分短缺。其时一位政府职员程清舫见报纸刊登了一则“治疟方”，组成为：常山、槟榔、鳖甲、甘草各三钱，乌梅、红枣各三枚，生姜三片，认为有效，于是多方转抄送人。陈果夫见到后，也给病人试用，发现有效，即指示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程佩箴等人进行研究。
程佩箴等人选择50位疟疾病人进行治疗，“其试验效果颇佳”。陈果夫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很感兴趣，拨款给予经费支持，成立了国药研究室，组建了一支从临床、药理、植物和种植的研究队伍。研究人员分析原方以常山为主，他药为佐，同时槟榔、龟甲来源不易，于是决定选择常山一味进行研究。发现效果理想，但呕吐副作用严重，后来进一步研究，将不良成分析出，“制成片剂及注射剂，其效力不变，且无副作用，应用亦便利”，临床治验疗效达96%。陈果夫非常高兴地说：“在此次战争中，各国认治疟的药，是战争决胜的因素，我们也有了……在小小的茅屋里，发明这样大的事业，也足以夸耀世界的了。”
1943年《药报》第一期对此进行了报道：“前由蒋委员长拨款设立之中药研究室。于去春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内正式成立。第一期工作为‘常山治疟之研究’，计分植物、化学、药理及临床四部分进行研究。闻临床部分已于六月在大渡口某大工厂用常山锭及注射剂治愈1800余人，毫无副作用发现，有效成分之结晶体亦已提出，并证明确有代替奎宁之可能。陈果夫鉴于常山产量尚少，不敷制造，特呈请委座指拨专款，交农林部大量种植，并派员赴南川金佛山垦殖区择定高地四千亩，现在准备插枝种植，如此可使常山大量生产，不致有缺乏之虞。”金佛山种植场下设4个工作站，总面积达5940亩，所种植的常山成活达到260万株。
寄望中药科学化
战时李约瑟所推荐的程方祖那篇文章，后来并未见到在国外发表。这可能因为该文属于临床报告。正如研究组所言：“常山治疟，虽有特效，然在药理上若无所阐述，仍不足以取信于人。”当时国内组织了不少研究人员来进行常山药理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像张昌绍、赵承暇等人发现了常山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了其化学结构，成果后来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不过这是战后的事了。李约瑟说：“战时我在中国的时候……应用常山非常之多。为了防治疟疾，人们纷纷去找常山，而不找奎宁，因此对于常山的研究非常多。中国各类药物实验所都从事这项工作，在战事初期便得到肯定的效果；但西方还是存疑，最后经国立医药研究所的汤马士·霍克博士对它做了研究，证实为相当有效的治疟药。”直到后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者也进行了研究，科技界才公认其疗效。但是后来合成的各种化合物，始终存在呕吐反应严重的问题，未能上市用于临床。这也说明，中医复方可能更加合理。
李约瑟认识到，“中国药物学实在有许许多多深饶兴味的东西”，不过，作为西方学者，他所关注的还是科学验证后的成果。1945年李约瑟在将要离开中国之际，递交了一份给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报告，里面就中医药研究说了一段话：“现代医学是一个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系统，中国传统医学是十分逊色的，而且很不可靠。尽管如此，传统中医药中无疑有一些尚未得到科学解释的宝贵东西。大概1/20的本草有真正的药理活性，应该有1/40在世界药典中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可以看到一种被误导了的民族主义，一些中国官员希望我们相信传统医学系统从总体上比现代医学好，并且雇用科学家以证明传统药物是有效的；如果科学家们不这样做，那将给他们带来不好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不认同陈果夫等从传统角度支持中医的立场，出发点还是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医。不过由于他的介绍，世界科学界对中国医药学的成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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