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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卫生行政的起步: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为协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在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辞。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去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去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无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对西医宽容,对中医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对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给予否定。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学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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