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斋（1487—1559），名己，字新甫，号立斋，明朝名医，曾任太医院院使（相当于院长），在他的多种医学著作中记载了3000多则医案，被誉为中医史上留下医案最多的院使。事实上，即便抛开院使这个职务的限制，仅作为医生而言，他也是现有记载中留下医案最多的医生。薛立斋能留下诸多宝贵医案，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受益家学 薛立斋出生于医药世家，其父薛铠精于医书，熟谙医理，擅长儿科和外科，曾任太医，官居院使（院长）。薛立斋22岁就进入太医院，虽然仅为低级医士，但也是受了父亲的荫恩之故——其父去世后他被增补为太医院医士，这既是对其亲医德医技的褒奖，也是对他本人医技水准的肯定。薛立斋曾用桂附地黄丸医治好了骊贵人患疽后的“消渴病”，自述这个方子是儿时其父给别人用过的。
二是本人好学 薛立斋善于观察与学习，既学习前人也学习同辈，既学习书本也研读典籍。薛立斋善用童尿，但童尿治跌打损伤并非薛立斋的发明，是他进入太医院不久向一位军官学的。史载，薛立斋“尝询诸营操军，常有坠马伤者，何以愈之？”军官对曰：“惟服热童便即愈”，他在实践中发现此招确实有效，有一次自己摔伤无法动弹时还让人找来童尿自治。曾有一个年龄40多岁的张姓锦衣卫背上长了痈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的病，薛立斋采用的就是前朝李东垣的艾灸法，史载“不问痈生何处，并用此法灸之，无不效者”。他还经常采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方子为时人治病，这说明他对前代经典是熟知的。
三是感同身受 薛立斋对待患者无论长幼贵贱都一视同仁。明代知名藏书家沈启原的妻子患疮疡，病情很重，诸医束手，但薛立斋很快就给治好了，沈启原因此与薛立斋成了忘年交。沈启原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经历：“当是时，诸医抱囊环立，咸愕吐舌，不敢出一语。而先生率意信手，日剂一二，不动声色，坐而收功……先生之医，殆所谓神解者。”这段话非常生动地记下了诸医为其妻诊病的经过，以及其妻康复后的喜悦和对薛立斋医术的由衷钦佩。薛立斋著成《疬疡机要》后，沈启源为其赋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视病不问大小，必以治本为第一义。无急效，无近期，纾徐从容，不劳而病自愈。”这段话彰显了薛立斋的高超的医德医技。正是这般感同身受，薛立斋才能真正掌握病因、病状，为撰写医案打下了翔实基础。
四是乐之有心 《论语》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薛立斋对医学是发自内心的喜爱，44岁时主动辞去太医院院使一职，专心临证和撰写医案。为了确保撰写医案的正确，避免出现偏差，他博览前人经典，结合实践反复研读医书，做到真正领会。一天，苏州知府去家中看他，见他“蓬头执卷”，“恍然如经生下帷之状”，感慨地说“先生苦心哉”！但薛立斋并不以为苦，他说：“医之道不明，世之患夭扎者，将何所控诉为也。”如果医道不明，就会有人因误治而死，无处控诉。可见没有强烈的责任心，是不可能留下如此多精彩医案的。
总起来讲，薛立斋对后世医学发展贡献甚大。薛立斋创立了温补学派，这与他的职业性质和担任的职务有关。明代的太医院职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宫廷权贵治病，还有一定的卫生管理职能，掌管全国重要药物或施药，要帮助各地治理瘟疫，薛立斋在担任太医院院使期间，就为全国治理瘟疫付出了很大努力。
薛立斋曾和父亲共著《保婴撮要》，此书广受后世尊重与认可。薛立斋著有《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女科撮要》《内科摘要》等13种医学著作，对保存前世药方和明代药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其经历和曾身居高位，经其诊视过的病人上至嘉靖皇帝下至黎民百姓，数不胜数，职业涵盖了国君、宰相、军官、商贩、农妇，等等，每个医案记载都很详细，是研究明代病疫情况、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综合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医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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