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除夕夜，仝小林乘坐高铁向武汉逆行，途中在阅读古籍。
2月23日，仝小林（前右二）在隔离病区查房时为患者诊脉，详细询问患者情况。
65天，足迹遍布湖北武汉、鄂州、黄石等多个地市州，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点发放超过70万剂武汉抗疫方（又称“1号方”），牵头制定第三版到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的中医方案，在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参与会诊、制定治疗方案、指导科研。
早：提前布局主动出击
“疾病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我们不能被动等待，必须主动出击，提前布局。”仝小林说。
必须关口前移，这是抵达武汉后仝小林做出的第一个判断。
17年前，仝小林在中日友好医院亲历抗击“非典”的全程。他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指导救治的医生，也是把医院里最后一名“非典”患者送出院的医生。多次流行病防治的经验让仝小林有更敏锐的直觉。
提前布控，在仝小林的抗疫字典里至关重要。
刚到武汉时，在医院的会诊摸底让仝小林既震惊又痛心。医院的发热门诊挤满了等待诊治的患者，门外还有源源不断前来看病的人在排着队。“医院的压力太大了，远远超出收治能力。”仝小林认为，如果社区不把轻症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患者在家中拖成了重症，再多的医院也不够。
危难关头，社区防控成为切断疫情的关键，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关。
要想控制社区疫情，必须做到“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于患者来说，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而那时，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有限，不仅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治疗方案，仝小林在专门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以及多家医院查看了数百位患者，深入发热门诊、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隔离点，结合当地气候特点，仝小林在武汉当地医院中医药治疗方案基础上开出了武汉抗疫方，对疑似或轻症患者以及普通感冒发热的患者都有治疗效果。
第一时间对居家隔离的发热患者、隔离点的疑似患者以及定点医院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发放武汉抗疫方，为阻断疫情发展筑起了一道强有力的屏障。
不久后，方舱医院相继建设运行，在仝小林等人的推动下，中医药第一时间进入方舱医院，不仅改善了患者症状、阻断病程发展，也改善了患者焦虑的心理状态。
突然激增如此巨大的用药需求，药品应该如何保障？仝小林主动联系康缘药业、天士力、以岭药业等多家药企，请求支援。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回应，多家药企主动提出无条件支援，紧急研发生产工艺，全力生产武汉抗疫方，共纾国难。药品保障问题也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
2月19日的凌晨1点半，在仝小林的住处门口，记者等到了刚刚开完会回来的仝小林。
白天要去多家医院会诊，晚上要参会修订诊疗方案，回到住处还要整理患者用药反馈和相关数据并与同仁交流经验，一天下来，仝小林已经疲惫不堪。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仝小林的带领下，国家诊疗方案中的中医内容从第三版更新至第七版，诊疗思路越来越清晰，救治药物越来越丰富。这背后的每一次讨论都凝聚了全国各地以及多位专家的诊疗经验，“开会讨论的准备资料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摞了厚厚一沓，每一页都要认真分析研究。”仝小林说。
从第四版国家诊疗方案开始，中医就将恢复期患者的治疗纳入其中。这同样是基于仝小林等人的预判。
“非典结束后，不少患者出现严重后遗症，导致生活质量下降。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的悲剧，必须让中医药在恢复期发挥作用。”根据仝小林的建议，湖北省中医院于3月5日开设了全国第一个恢复期康复门诊。在武汉软件工程学院等恢复期隔离点，仝小林继续应用中医药进行干预。事实证明，接受中医药干预的恢复期患者复阳率显著偏低。
“要用科研的头脑做临床。”在仝小林看来，讲中医的疗效必须用数据说话。疫情防控的后期，仝小林在参与一线救治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科研工作，“在救治中总结经验，一边做临床，一边做科研，一边救治，一边积累科研数据。”他先后率领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院整理诊疗资料和相关数据，做回顾性研究，布局科研。
3月26日，仝小林名医传承工作室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揭牌，六名医生如愿与仝小林成为师徒。仝小林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中医药能更早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全：全链条闭环管理
“只有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介入到各个环节，在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心里才有底。”仝小林说。在仝小林的抗疫字典里，不仅“早”至关重要，“全”也同样重要。从未病先防到既病防变再到愈后防复，中医药的提前干预为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缓解了医院的救治压力，全链条闭环管理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疾病对人体产生危害的诸多风险。
仝小林初到武汉时，武昌区的形势异常严峻。125万人、144个社区，1月下旬成为全武汉市发病率最高的区县。“患者多，医护少，患者住不了院，武昌区的压力特别大。”怎么办？武昌区副区长向悦内心焦急。1月29日，仝小林向武昌区政府和湖北省中医院提出共同开展社区中药防控的提议。很快，三方一拍即合。
对于中医治疗而言，“一人一方，一人一辨证”是最理想的用药模式。但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武汉疫情严重，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靠中医一个个把脉开方显然是不现实的。
为了让通治方和辨证用药的原则更加契合，仝小林在武汉抗疫方中根据临床表现增加了4个加减方：甲方针对体温>38.5℃，乙方针对咳、喘、便秘，丙方针对食欲差、呕恶、腹泻，丁方针对气短、乏力。
即便如此，仝小林还是觉得通治方加减不能覆盖患者的全部情况。面对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等特殊情况的患者，该如何管理？
为此，仝小林团队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团队合作，紧急开发出一款手机App，服用武汉抗疫方的患者通过扫描中药包装上的二维码进入数据库录入个人信息，填写病历日记卡，与远程医师志愿者建立联系。医师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并及时向前线反馈隔离人员的用药反应和病情变化，帮助他们舒缓情绪、树立信心。
“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武昌模式成为中医药抗疫的一个重要模式，覆盖从疾病预防、治疗到康复全链条。
“武昌模式是武汉抗疫前线出现的一个奇迹。”向悦将武昌模式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中医有基础，现实有困境，治疗有专家，科技有支撑，上级有要求，外围有支援，实证有效果。
很快，武昌模式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仝小林和团队不仅将武昌模式推广至江夏区等武汉市其他区县，也陆续将武昌模式推广到鄂州等湖北省其他地市州。
“武昌模式是我国在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社区中医药防控的一种创新模式。尤其是在疫苗及特效药未出现之前，可以先以中医定性，再以通治方治病。”仝小林认为，武昌模式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实践。由政府来组织、督办，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大范围发药救治，可以为未来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中医药早期介入、全面覆盖积累经验。
中医药有了武昌模式抗疫的现实路径，未来若再遇危难，也将再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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