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20年3月2日，中国确诊新冠患者累计80302例，治愈47260例，武汉方仓医院也发出捷报，一家方仓医院休仓，全国在抗击新冠病毒上取得明显成效。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让中国人去掉心头上一块大石头，回顾近二个月来的工作确实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应当总结：
一、各级政府的应急能力经受住了疫情考验。中国各级政府在疫情面前能够做到迅速地开展全面排查、迅速地控制人流量，从广州某老城区看，在上级的部署下2020年1月22日（大年三十）一天内动员各居委工作人员进行了居住人员的摸查，基本确定了各村、居委居住人员的数量，在2020年1月22日开始在全区进行人员流动监督，以社区、村为基点迅速地展开流入人员每日报告，有效地建立了疫区人员流动情况的跟踪体系；2020年2月4日开始全面建立重点人员跟踪服务队伍，对重点区域流入人员分类实施居家隔离、集中隔离机制、进行14天每日身体状况监测，有效地防止病毒扩散。
二、企业、居民的自我约束能力经受住了疫情考验。调查广州市某老城区一街道，该街道为工业相对集中的街道，在疫情管控期间，医疗企业为支撑抗疫物资保障于2020年1月25日开始陆续恢复生产，其他企业在2月10日开始分步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恢复生产。各村、居委的居民自发响应出门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减少外出等。
三、医疗队伍响应能力经受住了疫情考验。从1月下旬起，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和医疗队伍陆续展开对武汉的驰援，部队的医疗机构也全面支援武汉新冠治疗，从医生队伍到护理人员、从医疗设备到医疗药材，举全国之力迅速响应，使武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能够做到控制疫情扩散、为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控疫情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全国人民作出表率，让全国能够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但是，抗疫过程中存在一些现象值得深思：一是现有的体制将治不好病的医生推成英雄。我们的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防治疫情的一线，许多医护人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确实可歌可泣，但医生治不好自己的病、治不好病人的病，给社会的信心打击是无法估量的。二是中医、中药能治病却被掣肘。当前出院人数的剧增、提振医生和人民的信心，得益于中医的介入，然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2月1日出台的“肺炎一号方”是要通过应急审批才能启用（如果正常途径不知道还要多久、还要死多少人）。个别民间中医运用针灸治病在主流医务人员眼中仍是旁门左道，在现有的医疗法律体系中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不可能合法地参与治病。三是社会和网络舆论成了评判正误的重要途径。钟南山院士在阻击扩散疫情上功不可没，但“目前没有特效药”的言论成为各媒体阻击扩散的宣传基础，甚至央视等主流媒体也以此说法为标准，是非对错还真不好评论（基于目前的医疗体制是正确的），并不能代表中医没办法治疗非冠病（央视到2月下旬也转向中医可治新冠的宣传了），但广大老百姓却认为是不治之症；全国人民信心丧失之下，武汉未及时封城成为政府的重大过失。
仔细思量，这些问题的存在让人毛骨悚然，我们的主流医务人员不一定正确的言论可以被舆论放大到让人民群众对政府进行评判，可以严重地打击全国经济发展。更可悲的是可以法律的名誉、以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名誉阻止可能正确的医疗方案，让广大病人包括医务工作者自己得不到应有、及时的救治失去生的权力。
中国建国以后由于经济落后，中医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买不起外国药的中国人提供了保障，意大利人拍摄的《1972年的中国》中记载了北京市通过针灸麻醉、产妇清醒地进行剖腹产的片断充分证明中医的神奇，1956年通过各大军区医院研究、中医通过穴位诊疗可以确定癌症所在器官。而现在外国人在向中医学习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中国医生、中国的法律却在排斥中医，动则以美国都怎么样来批判中医。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易经为基础的道家、儒家、医家，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东西被清理，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时代发展到新时代社会主义阶段，是时候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理论和知识都应当吸收到社会主义理论中来、指导和助力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有着超过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医在数千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直到清末才被中国自己的新文化运动打垮，中医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倍受打击：一是中医理论很多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二是中医方法很难确定标准及进行标准化规范，三是培养中医生难度大，甚至很多混迹中医的骗子影响中医的形象；四是中药标准很难统一，假药、劣制药长期大量存在。西医的标准化、规范化、疗效快，进入中国排斥中医也就成为必然。然而从非典到新冠，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医为主导的医疗体制并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甚至会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重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已刻不容缓：
一、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法律体系是让中国医疗水平领先世界的基础。中国目前的药品管理、执业医生管理的法律体系是基于西医为主导的法律体系，而西医的根源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引入，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体系为我们国家融入世界医疗卫生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打击各种医疗行业的犯罪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任何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西医为主导的法律体系很多地方是保护药品生产资本和医疗资本的利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利益，那么我们国家的医疗法律体系应当围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低成本医疗为核心，中医是成本最低的医疗方法，应当通过法律去保护和促进中医药和中医师、中医技法。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应当建立以中医、中药为主，西医、西药并存的法律体系及执法监管体制，改革现有的各级卫健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规范和发展中医、中药。
二、规范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教育。中医从3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明确，治病有很多途径，针、灸、汤、石、药均可治病，尤其是针灸在《黄帝内经》专门有大量的解说，对以针治病的原理、方法、效果都有明确的表述。同时中医的基础是经络、中医各种医疗方法都是通过经络发挥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医疗教育完全偏离了这些基础，针、灸、经络甚至被广大的人群认为是旁门左道。建议吸收明清时期的官方医疗著述为教材，作为医、护人员教育的基础教育，再行专业培养。同时在中小学义务教育中，加强传统医学经典的教育、提高全民防病治病的意识。
三、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机构网络。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成了掠夺人民财富的机器，医疗行业从业人员从中获利并不多，大头还是流向医疗资本，人民群众的看病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建议一是要建立以中医为主导的社区卫生体系，充实医务人员，按照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进行保障运作。二是建立国有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对中西药、医疗器械的生产进行标准化研发和生产，政策性药品实施国家补贴，确保降低医疗成本，在认真核查毒副作用和忌用范围的基础上恢复84年药典发布前各种低价中成药的生产：如柴胡注射液等等。三是市场化和半市场化的医疗机构择机重组，各级人民医院必须是公立、由财政保障，医院、医生不得创收；四是建立公立检测机构，由国家布局并投资建立疾病检测机构、定期更新检测设施，规避重复检测、乱收费。
四、加强涉医舆论监督管控。时至今日，中国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能力不需要外国来评判，外国也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发展高精尖医学，中国需要的是不断学习和吸收，而不是否定我们的历史，能迅速治好、控制住各种新型的病就是中国最大的担当。医学的领军人物务必要加强学习，在媒体发言要慎之又慎；中国的媒体也要加强学习，认清形势，过左过右的医疗宣传都可能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警惕被有关敌对势力利用。（广州市东沙街党政办 周福叁）
咨询电话：010-8787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