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左）和崔月犁（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中华大地，这个“春天的故事”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过去的40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药事业也以日新月异、提速飞奔的方式发展。在1978~1982这5年间，中医药事业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党中央【1978】56号文件；举办了一次改变众多中医药人命运的“人生大考”，选拔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衡阳会议。5年间，这3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医药发展的波澜壮阔。
（1）1978年9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医研究生班开学，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第一批中医研究生入学。
（2）1978年9月，党中央〔1978〕56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同志在批示中指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3）1978年12月，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一万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问题的通知》。从当年起，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技术职称，晋升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研究员。
（4）1982年，我国宪法首次明确“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5）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指导方针，明确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等文件。
（1） 历史陈述
78（56）号文件：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1978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文革期间，中医工作遭到了很大破坏。中医药人员被迫害、机构被解散、事业被摧残，造成了中医药事业日渐式微，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据统计，1959年，全国西医23.4万人，1977年发展到了73.8万人，增长2.2倍，中医则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少了三分之一。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著名的老中医，到1978年能坚持上半日班的仅有9人；辽宁庄河县1958年评出的十大名医，文革后只剩下一位仍在坚持工作；当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在建院初期从全国选调进来的著名老中医有55人，但文革后能够上半日或全日班的仅剩7人。
从机构方面来看，1977年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89所，其中中医学院仅17所，毕业生远远不能弥补中医药人才队伍的自然减员。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时仅剩129所，十年减少91%。部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建院20多年，三个附属医院病床总共不到500张，全国仅15个省、市、自治区设有小规模的中医药研究所，而且普遍房舍旧、设备差。
转机出现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上任后。他先是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得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提出“振兴中医”这一响亮口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卫生部还组织力量撰写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
报告起草人之一，就是原卫生部中医局负责人，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报告详细反映了当时中医药的现状，提出了8条建议。其要点是：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纠正对待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药医教研机构；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再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报告上报后，1978年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这一批语转发下去。
9月24日，中共中央以转批《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
中央在批语中，对如何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你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
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医药事业，刚回到卫生部的胡熙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多年后，胡熙明回忆，中央转批这个报告后，引起了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全国中医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为题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以《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提高中医》为题的社论。 文件出台后，1978年12月5~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贯彻78（56）号文件的情况。会后在准备座谈会简报中，胡熙明说，这期简报要发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 在简报初稿上，胡熙明加了这样一段话，“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几经反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建国初期，中医受歧视排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达高峰。三年困难时期，机构砍，人员散。屈指算来，中医事业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么几年时间。”
（3） 历史陈述
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一次改变中医药人命运的考试
1978年12月26日，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出通知，为贯彻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决定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布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出一万名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员，转为全民所有制人员，以充实加强中医药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地选拔中医药人员。通知下发后，在业界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改变了几万名中医药人员的命运。
今年已经72岁的安徽中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回忆说，当时全国一共有1万个名额，由于各地中医人才匮乏，需求强烈，最终经考试实际录用人员多达2万余人。
这次考试由各省市组织，报考条件不受限制，不论出身，不论现处工作种类，年龄在30~55岁即可报名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就会量才使用。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察中医基础理论、中药、方剂、临床病例分析（中药人员免）；复试阶段中医人员考察口试和论文，中药人员考察鉴别和加工炮制。
“这是一次宽口径的考试，相较于1977年恢复高考对报考资格的限制，门槛要低很多。考试后，全国各地为一批中医药从业人员确定了技术职称，并晋升了一批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和研究员。”顾植山说。
当年，32岁的顾植山顺利地通过了这次大选拔，成为这批中医药人才中的一员。随后，他接到了一张由安徽省政府人事、卫生、公安三厅联合签发的“船票”，来到淝河岸边的古庐州府地界，跨进了一所高等院校大门，从此开始了在安徽中医药大学数十年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40年后，这批被称为“7856”部队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名家辈出。
第二届国医大师孙光荣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孙光荣以湖南省浏阳县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后几经波折，被全国著名中医药学家李聪甫研究员相中，成为其入室“关门”弟子。之后，孙光荣被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跟随李聪甫从事文献理论及临床研究，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医生涯。
与孙光荣一样，同为湖南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熊继柏起初并不想参加考试。但当时石门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为让他能参加这个考试，在没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用1元钱为他报了名，考试临近才派人去通知他。熊继柏就这样参加了选拔，两次考试均名列湖南省榜首。1979年，湖南省人事厅和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联合下发调令，调熊继柏到湖南中医学院当老师，从此在讲台上一站便是50年。
“我稀里糊涂参加了考试，还考了个最好成绩。”数年后，回忆起改变自己人生的那一幕，熊继柏依然记得很多细节，在他的答卷里，有一篇3000字的论文，大量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如今，这篇论文仍在他的博士生中传阅。
谈到这次考试的意义，顾植山说，这次考试让大量中医药人才获得进入更高层次中医科研、教学、临床机构的机会，生活、工作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激发了大家工作热情，同时，也为高等中医院校补充了大量的人才。
“比如我的‘五运六气’学说，学校建立学术工作站后，有利于融合更多院校课本、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众多中医流派因此得到传承，中医体系得到了丰富。”顾植山说。
（5） 历史陈述
衡阳会议：一次改变中医药地位的会议
上世纪80年代，中医发展又出现了方向问题。“就是指，向西医发展。有人垂头丧气了，有人干脆不想干了，年纪大一点的，甚至觉得中医没有希望了。”面对当时的中医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发展中医，只发展中西医结合就可以了，中医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中医应该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吕炳奎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力争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1981年，吕炳奎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一文，重申此方针的必要性。他指出，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一次会议将这个方针真正明确下来。这便是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因为在衡阳召开，所以也被称为衡阳会议。
“当时我提出，现在全国的中医医院都还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是不行的，要认真发展中医。”衡阳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生前这样回忆。
缺乏中医特色，是当时中医教育的显著问题。扭转中医的西医化现象，刻不容缓。衡阳会议上，吕炳奎提出中医教育要坚持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为主的重要论点，成为以后振兴中医的重要论据，得到了崔月犁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中医同道的热烈拥护。
会议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根本指导方针，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迅猛发展的转折点。
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强调中医药工作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二是解决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健全符合中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科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治疗急症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1982年底全国中医医院逐渐恢复到753所，中医队伍也从1976年的23.6万人重新壮大到28.95万人。
国医大师邓铁涛在自己的著作《铁涛医话》中评价：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同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写入《宪法》，明确了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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