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非常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他不仅多次科学阐述中医药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还对如何继承弘扬中医药事业给予了持续不断的具体指导。
高度评价中医药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早在青少年时期，出身农家的刘少奇就对中医药知识颇有了解。1961年视察黑龙江伊春林区时，刘少奇还能从茂密的树林草丛中辨识出不少中药材。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些草药是自己“小时候在湖南老家就认识的，……几十年啦也忘不了”。（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1927年6月刘少奇在湖北汉口中暑，表兄中医大夫成秉真以桂枝汤疗治，可谓奇特之病势“一帖即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神奇疗效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秉承延安时期的卫生政策，非常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刘少奇也多次高度评价中医药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1951年6月，他在给成秉真的信中指出：“中医是中国数千年来一种伟大发明，解决了人民中许多疾病痛苦，是我们祖国的一种宝贵的遗产”，“故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团结中医西医，共同为人民服务，同时设法提高中医，……使他们能更多的解决人民疾病问题”。（《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506页）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出现的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倾向，1954年7月刘少奇专门召集卫生部司局长及各大区医学工作者代表座谈中医工作。会上他严厉批评了医疗界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指出“看不起中医，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研究和发扬”。（《崔义田纪念文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回忆，刘少奇本人也多次采用中医疗法治病，曾经一直用中医针灸的方法治疗肩周炎。（廖怀凌、李雪：《三位名人之后力挺中医》，《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12月28日）
大约在1955年，刘少奇因患皮肤瘙痒症请北京名中医施今墨诊治，事后他曾对身边医务人员称赞施今墨是“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人民需要这样的中医，要尊重他，要重用他”（顾承敏：《回忆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文史精华》1998年第11期），并说“你们西医也要学中医，不懂得祖国的医学就是一大缺陷”（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的回忆，《在少奇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1956年以后，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在纠正了此前的一些错误后步入健康发展时期。为了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全面繁荣，刘少奇又多次对中医的应有地位与普及推广作出指示。这一时期，差不多一见到卫生部党组成员，刘少奇总要问到中医工作，谈到中医工作，要求卫生部“要主动团结中医，欢迎他们，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原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回忆，《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对中医和西医要一视同仁”（孙隆椿主编《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
在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还高度评价了中医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他说：“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只有几百年，如果没有中医，中国几亿人口怎样延续下来。”（《健康报》1980年6月15日）
1957年2月，刘少奇在听取卫生部的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不能鄙视、歧视中医，要尊重中医，国家要给中医以帮助”。（《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休养治疗肩周炎时，再次谈及我国的医疗改革和中西医结合问题。他说：“中医讲医食结合，三分治、七分养，是很有道理的；讲以毒攻毒、治风用风、治热用热，就是辨证施治的关系，……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造就过许多医术高明的杰出人物。西医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是全靠中医药治病。将来，我们的中医中药也会在西方推广开来，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叫西中医结合了，就像我们现在叫中西医结合一样。”（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这一评价表明，刘少奇不仅把中医药学视作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充分认识到了中医学在世界医疗体系中的应有地位，科学地预见了中医药学必将走向世界的光明前景。
具体指导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基于对中医学的科学认识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卫生事业的迫切需要，刘少奇非常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根本措施，还在具体工作中给予了持续不断的指导。
其一，主张中西医互相学习。
刘少奇一贯主张中西医要互相学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利于中医学、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学，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孙隆椿主编《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册，第568页）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与许佩珉等人谈话时也说到“传统的中医药学要与近现代科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发展”。（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27页）
1964年1月，刘少奇在向阿尔巴尼亚卫生代表团介绍中医学时再次阐述了他关于中医应该学习西医的看法。他说：“中国原来就有自己的医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中国医学有它的特点。当然，传统医学如果没有和近代科学结合，要进一步发展，是相当困难的。”（《缅怀刘少奇》，第294~295页）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主张西医要学习中医。在致成秉真的信中他曾指出：中医“有不少的东西现在还是值得西医来学习的，……中药也有很多已在西医中采用，以后，还会有些要加采用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第507页）
1954年6月，刘少奇又明确提出要大力组织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以“培养造就一批既懂西医又懂中医的高级人才，组成一支有志于从事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队伍”。（孙隆椿主编《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册，第567页）
1956年3月，刘少奇在听取卫生部工作汇报时又感慨地说：“中西医互相都不懂，盲目反对就好似自己人打自己人。目前不要互相批评。要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的运动，在全国应组织三千名青年医师在职学习中医。”（《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62页）
在此前后，他还对如何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主张要“对西医学习研究中医有成绩、有贡献的人予以奖励，提高职别”（孙隆椿主编《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册，第567页），“把西医里面有经验的老教授请来参加中医的研究、整理和提高工作”（《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5页）。他还提出了此后长时期内指导“西学中”工作的十二字方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整理提高”。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号召，得到了我国医学界的热烈响应。从1950年始，卫生部就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中医进修工作，各地中医进修较多的是学习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西医课程。
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名老中医和西医、针灸等方面专家40余人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
1955年12月，新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开始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首批招收了西医院校毕业生和青壮年西医学员76人。随后卫生部又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举办了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计有303名西医师或西医院校毕业生参加学习。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普遍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医疗界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西学中”热潮。据1959年统计，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计有30个，学员2100多人，以其他方式学习中医者更多。（黄煌：《中西医结合局面开创的历史回顾》，《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到1960年，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有37个，学员2300余人，西医在职学习中医者则达3.6万人。（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中西医互相学习工作的持续开展，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骨干人才，也从根本上扭转了近百年来西医对中医的偏见，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其二，指导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社会变迁等原因，中医药从业人员一度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刘少奇非常重视中医药后备人才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曾指示“各级医学院校都要增设中医课程”（《健康报》1980年5月18日）。
195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当年8、9月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四所中医学院相继成立，随后又有一些省份陆续创办了中医学院。针对各地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实际困难，1957年2月刘少奇指示卫生部“要赶快整顿中医学院，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第355页）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各中医学院认真开展了内部整顿工作，初步制定了规范的教学体制和教学计划，陆续编写出版了《中国医学史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等试用教材。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指示卫生部要总结经验，办好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中医药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医学院校中的中医研究室。
几千年来，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医案经验主要是通过中医药师授徒的方式代代传承的。刘少奇也多次指出要尊重和提倡中医授徒这一特殊的人才培养方式。
根据他的指示，1956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决定，允许中医药师采取传统的带徒方式培养人才，特别鼓励中医药师多带自己的子女为徒。1956年4月，卫生部颁布了《1956至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计划在7年内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中医48万。
1957～1958年，刘少奇在对卫生部的有关指示中两次肯定了中医授徒人才培养方式。他指出：“凡是有本事的中医，都要让他们带徒弟。你们要搞一个中医带徒弟的办法，师徒关系、师傅收益、什么人可以带徒弟、带徒弟要具备哪些条件等等，都要详细规定”（《缅怀刘少奇》，第294页）；“在医学院开办‘中医班’，实验的结果证明是不好的，以后就不要再办了。以后除由中医带徒弟外，可由中医学校训练中医。”（《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35页）中医带徒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发展非常迅速。
据统计，到1958年底全国已有5.2万余名中医学徒随师学习。（李德全：《十年来的卫生工作》，《中级医刊》1959年第11号）到1960年，全国中医学徒已达8万多人，前两年出师的已有1.45万余人。（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第44页）
为了抢救老年中医的学术经验和治疗心得，1958年2月卫生部指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着手为各自地区的名老中医安排青壮年中西医作徒弟。当年底，各地还广泛开展了针对名老中医的“访贤运动和采风运动”。（李德全：《十年来的卫生工作》，《中级医刊》1959年第11号）其三，提倡加强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中药学教育。
中药是中医师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中药学亦是中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刘少奇非常重视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传统中药学知识的发掘整理。1957～1958年，刘少奇两次指示卫生部：“你们要请中药铺里的老店员当你们的顾问，中药问题要系统地再研究一下”（潘瑞贞编《现代中医大事年表（1919-1989）》，《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要“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中药”（《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35页）。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1958年各地广泛举办了“西药学中药班”“中药研究班”，药学院系也普遍增设了中医药课程。刘少奇还细致地考虑到了当时中医大多是向农民群众行医因而药价是否超过群众购买力的问题。他在与一位著名中医的谈话时指出：“如果中医老是开贵药，病人买不起，那就是自己阻碍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黄既：《记刘惠民老医生》，《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7日）
总之，刘少奇提出的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繁荣与进步，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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