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统的诊断主要靠医生的主观感觉来收集病人客观表现如发热、尿赤等和主观感觉如头痛、耳鸣等完成，这种传统中医特色的诊断方法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在西方医学的强势跨越下，一些西医诊断方法和仪器，如神经反射试验、听诊器、体温计等逐渐被一些中医师所接受。到现在，诸如ＣＴ、Ｂ超、核磁共振等现代诊断设备已为中医院里的广大中医师普遍认可，为开阔中医师的诊断视野作出了贡献。尽管这样，在传统中医的眼里，这些洋玩艺如洪水猛兽般西化着中医，使得中医不像个中医。
中医回避现代科技条件下产生的设备、仪器之类的东西，与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道家眼中机械技巧之类的“奇淫之术”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绝巧弃利”，堵塞人们的贪欲之心，才能“盗贼无有”。这里的“巧”是指精密灵巧，“利”是机械利器之类的东西。他们要求废除机械技巧，使人们淫心不起，社会就会盗贼匿迹，清静和谐。在这种文化氛围背景下，传统中医在诊疗活动中极其强调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成了中医诊断疾病的最高境界。在传统中医的眼里，现代科技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诊断疾病的听病机（听诊器）、ＣＴ机、Ｂ超机、彩超机等“巧”“利”之物，必然使“医家滋昏”，中医也就会因之“脱离”正宗而走入“邪路”。这就是中医人宁愿津津乐道于“视垣一方人”的虚幻之说，也决不愿引用虽违背祖制，却又能给医患都带来实际效果的“奇淫技巧”的方法和手段的文化渊薮。
有极端者认为，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和手段，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和后现代化时代的任何发展需要。我认为，不管中医西医，罹病必有受邪的实体脏器（组织）受伤，致病必有发病的实物（中医称“淫气”，西医明确为细菌、病毒之类）入侵，包括现在一些目前尚不能诊测到的所谓功能性疾病概莫能外。因此，衡量疾病的愈否，致病物是否得到杀灭和抑制，受伤脏器是否得到修复和愈合，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人的主观感觉仅是这两个指标的外在反映，由于生理上的限制和个体上的差异，这些主观感觉往往很难反映出体内的真实情况。因此，对任何疾病发生的确诊、对任何疾病愈后的判定如果不落实到致病和受伤的实体上，都是一种主观唯心的推测，而这正是传统中医诊断的软肋所在。
数千年来，传统中医诊断的方法和手段始终跳不出主观判定的圈子，所以，其发展轨迹最终是兴盛于仲景坐堂的2000多年之前，又曲折委婉，心悦诚服，嘎然止停于现在的中药店堂里，时人称之为“坐堂医”而再也无所长进。其他中医则不同，秉承祖先的诊断优势，吸收现代“巧”“利”的特长，既丰富了中医诊断的内涵，又拓宽了中医诊断的视界。他们的敢为人先，使“巧”“利”助飞了中医诊断学，才使中医除了“坐堂医”，还有了现代中医院的崛起，这也才有了中医在群体中毒、暴发性流行病、地震灾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与西医抗衡的本钱。中医离开了与时俱进的“巧”“利”，除了坐堂命运，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提高中医诊断的水平，拿什么来应对日益增多的突发公卫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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