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两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末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迨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瘟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盲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 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髫？况乎心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荂，听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遂相与评骘而授之梓。
嘉庆十有七年(公元1812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汪廷珍(公元1757～1827年)，字瑟庵，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端。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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