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生，男，汉族，江苏省武进人，生于1909年，1999年1月去世。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先生16岁时，经介绍至上海名幼科沈仲芳之门，从师3年，后又拜钟符卿先生为师。1943年拜识了祝味菊先生，经几度长谈，心悦诚服地列于祝氏门下。先生经常向祝师质疑问难，探求医学之真谛，后将所录笔记仿《内经》问难的体裁，辑成《伤寒质难》一书，首创“五段八纲”学说。1955年被调往中国中医研究院进行筹建工作。1961年下放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先生返沪后，被聘为卢湾区中心医院、市第一结核病院中医顾问。1991年经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学术观点
一、论理法方药的整体性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是保持中医药体系之完整性的需要
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理、法、方、药4个方面有机组合而成。
理是基本理论；法是治疗法则；方是方剂组成；药是药物应用。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理中有法，法中有理，理法的本身，又原本就是运用方药治疗疾病之临床实践的反映，然而它又倒过来指导方与药的实践。因此，要研究中医，使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统观全局。如果只重方药，不问理法，硬把理法与方药割裂开来，是不全面的，也势必使整个祖国医学体系濒临解体。
当然，不能否认中医也有一方一药的研究，有时“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但这毕竟是经验的反应，不能显示中医治病的规律和对疾病认识的全貌。先生与其师祝味菊先生在《伤寒质难》中，把它称之为“效在于药”。实际上，中医治病除了方药，还有理论依据和治疗法则。如黄连止泻，这是一千年以前的经验方，但泻有寒热虚实之分及兼症之不同，如果都用黄连，效果就不好。早在宋代，寇宗就指出： “今人多用黄连治痢，盖执以苦燥之义，亦有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又不顾寒热多少，惟欲尽剂，由是多致危困。若气实初病，热多血痢，服之便止，不必尽剂，若虚而冷者，慎勿轻用。”因此，必须在理论指导下，制定恰当治疗法则，结合有特殊疗效的方药，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就是“效在于法”。如果把中医研究单纯地局限于方药，就好比说“宰牛者是刀，而不是屠夫”了。诚然，从杀死牛的角度说，只要有刀，有力气，任何人只要肯干，肯定办得到，然而不掌握部位、深浅，必将事倍而功半。而若以方药治病，不在理法的指导下根据症情的轻重、病位的浅深、体质的强弱、病邪的性质以及时令的变化去灵活运用，而只是凭着黄连止痢、大黄通便的功能而去用药，那就不仅仅是否能保持中医药体系的完整性问题或是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的问题了。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是发展中医理论、提高临床疗效和扩展药物效能的需要
中医理论，不仅是指几部经典著作，还包括历代医家的论述，并且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中医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例如中风，唐代以前医家多以“虚中外风”立论，所以其治则和方药，都有驱风和扶正相兼的特点。宋元开始提出“内因说”。刘河间认为是“心火暴甚”，李东垣认为是“本气自虚”，朱丹溪则提出“湿土生痰”，增加了滋阴清热、益气化痰等方法。清代王清任从气血理论着手，认为是气虚造成血瘀，故用益气活血法，发明了“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益气行血。清后期张伯龙、张寿颐等人，则根据《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的论述，结合西医知识，提出“气血交并于上，冲激脑气筋”之说，其治则强调“平肝潜阳，豁痰开窍”。随着后世理论发展，其治则和方药也渐渐与唐代以前大相径庭，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徒有经验而不能提高理论水平者虽美而不彰。
药物研究也是如此。仍以黄连为例，黄连在《神农本草经》中云其“味苦寒，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癖、腹痛下利、妇人阴中肿痛”。后世，张元素根据其“性寒味苦，气味俱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入手少阴经”的特点，分析它有6种功效：泻心脏火，一也；去中焦湿热，二也；诸疮必用，三也；去风湿，四也；赤眼暴发，五也；止中部见血，六也。王好古根据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指出黄连有安蛔之功。(《本草纲目·黄连·发明》)。说明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黄连的功能也在发展变化。由于黄连有这么多功能，因此临床出现许多由黄连配伍，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方剂，就不难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中药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整体发展。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
中医临床一般均以证因法治为序。先列症状，包括舌苔、脉象，然后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最后组方遣药，有的还附上医嘱。
要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势必要涉及到邪正虚实、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有关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组方遣药。所以，整个过程就体现了理法方药的思维过程。
历代著名医家，尽管他们研究范围各有侧重，但无一不是贯穿着理法方药思维的整体性，尤其是有创见发明、贡献较大的医家，大都是理论上有所突破，随之深化和扩大了某些治疗法则的应用，或创制了一些新的治则，并根据临床各种表现，研制和阐述体现自己学术思想的方剂和药物，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刘河间在《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之说，改变了当时喜用温燥药的习惯，根据祛风泻火、清热燥湿等治则，创用天水散、凉膈散等以寒凉为主的方剂，形成寒凉学派。
张从正根据“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提出“汗、吐、下”祛邪三法，开拓了临床思路，丰富了有关方药的临床应用。
李东垣以升降为枢纽，进一步发展了脾胃学说，并研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与其理论相一体的方剂，丰富了黄芪、升麻、柴胡、葛根等药物的临床应用。
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以滋阴降火为原则，加深了后世对黄柏、知母、山栀、黄芩、黄连等药的认识，被称为“滋阴派”。
上述四位医家从各个不同方面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术思想以及方剂药物的应用，就以药物研究为主的李时珍来说，《本草纲目》中也收集了大量方剂，并有许多组方用药的法则和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越是高明的医家，其理法方药的整体思维就越强，其临床疗效也就越显著。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表明了中医区别于其它医学的特点
先生认为，中医的优势与特点有许多方面，但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理法方药的整体性。因为，中医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使临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样一个感冒病人，地处干燥的北方的地卑多湿的南方、年轻体壮与年迈体弱、有其他兼病和没有兼病，所处方药必须有所不同。但是，都符合中医理法方药的要求，都能把病治好，这就是灵活性。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有一个原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这就是都要“解表”， “解表”就体现了规律性。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就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整体性的特点和优越性。
二、调气解郁论
中医辨证特别注意疾病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个性的表现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共性正好相反，往往是某一个病种，或某一类疾病，甚至大多数疾病都具有的共同表现。抓住共性，对认识疾病本质和确定治疗原则有极大的意义。共性包括的范围越广，其临床意义也就越大。近年来，对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的研究，就属此类。
先生在6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苦苦探索，认为“郁”也属多种疾病的共性，提出“凡病多参郁，治郁当以调气为要”的学术观点，并经常以此来指导临床实践，治疗各种疾病，取得良好疗效。
病多参郁的理论依据
先生认为，人体的脏腑气血津液，无一不在升降出入运动之中，故内在环境，当以气血和谐为根本，若气血和畅则百病不生，如有拂郁，则诸病蜂起。如元·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五郁论》中就说：“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朱丹溪亦曾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
气血津液是使人体脏腑经络保持相互联系的物质基础，流通于人体脏腑经络之中，如环无端。如果发生郁滞，即可出现气滞、湿阻、痰凝、血瘀等病理现象。
“六腑以通为用”，前贤早有定论，不难理解。唯有对五脏之“藏而不泻”，人们常易误解，认为既然是要藏，就不存在通。实质上这个“藏”是相对“泻”而言的。“泻”是治疗不当引起的损伤，与“通”是两个概念。《内经·五脏别论》言五脏“藏精气而不泻”是指五脏藏精气宜充盈，有宜损伤。因此，不能把“泻”与“通”等同起来。况且医经对此也有明确论述，《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热论》说“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这里的“死”字表示了疾病的严重性。说明五脏之要，也在于通，五脏的精气不仅需要充盈，还要通畅无滞。《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亦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五脏精气通畅的重要性。
人体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的和畅，是怎样表现的呢?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运行。《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忆，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把万物的生长壮老忆，都归结为升降出入运动的结果。居于气交中的人，也毫无例外地与天地相应，机体生命的一切活动，亦均以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出现。因此，人体的脏腑气血津液就是以这种运动形式反应各自生理功能的。如肺的宣发和肃降、脾胃的升清与降浊、心肾的阴阳既济、肝胆的疏泄与升降等，影响着全身气机的活动。精气由下焦向上，通过肝脾的升运，由心肺宣发全身，体现了向上、向外的特征；肺气的肃降、胆胃的和降、心气的下交、肾气的摄纳，又反映了向下、向内的趋向。为此古人把气机通畅看成是人体保持健康的必要保证。如朱丹溪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相反“一有拂郁，诸病生焉”(《丹溪心法·六郁》)。在外感病可表现为出入受阻，内伤病可表现为升降失常等等。戴原礼在《金匮钩玄》中说：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才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故传化失常而郁病作矣”。因此，气机障碍可以说是所有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之一，而障碍的主要表现就是郁滞。
治郁当以调气为要
由于气血郁滞常见于各种疾病之中，因此《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治病要“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至和平。”并根据五脏功能的特点，提出“达、发、夺、泄、折”五郁之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意思是说：肝胆气血郁结者，应疏泄条达；心经有热者，该透发于外；脾胃壅滞者，宜消导下夺；肺气闭郁者，当开泄肺气；肾水停蓄者，须利水渗湿。故明代刘纯说： “木郁达之谓吐越，火郁发之乃汗泄，夺土下利令无壅，金泄渗利解表同，水郁折之充逆尔，治之大体须明此。”(《医经小学·卷五·治法》)实际上《内经》治郁不止此五者， “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郁者抒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之类，均属于此，关键是使气血通利。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前阶段兴起了血瘀症研究高潮，活血化瘀正作为通治之宝，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被广泛应用，推动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气畅则津布，气郁则津聚，气在人体升降出入运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临床虽有先血瘀而后引起气郁者，但大都是先气郁而后引起血瘀，血瘀症多见于疾病的中后期，尤其是一些沉疴没疔顽疾。而气郁症多见于疾病早中期，其发病范围比血瘀症相对要早要广，并更具共性。故朱丹溪创气、血、痰、湿、热、食六郁说，而丹波元坚氏认为“郁之为病，气郁为最”(《杂病广要·郁证》)。现在临床将黄芪、郁金、降香作为活血化瘀药来研究，也说明活血化瘀与调畅气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治郁实应首重治气，以治气为要。而此治气实质上是调气。
人体气机的活动都有一定规律，稍有抑郁也有其康复自愈的能力，先生称此为“自然疗能”。医者当应顺人体气机的活动规律，调整全力的盛衰，诱导上下，开合升降，解除各种郁候，使之恢复健康。尤其要注意发挥脏腑气机的功能。如治肺部疾患应注意气机的宣发与肃降，宣降正常，则津气通畅，呼吸调匀。如失宣肃则可出现呼吸不利，胸闷咳喘。脾胃为四运之轴，升降之根，升降正常，则水谷精微得以上输，浊气糟粕得以下降，如果脾胃升降失常，不仅水谷的运纳受障，五脏气机也受影响。肝胆有疏泄和降功能，如疏泄不足，生发之机被郁，即造成肝气郁结，女子尤为多见；如和降不足，升腾太过，又会造成肝气上亢，甚至血郁于上，使人薄厥，引起中风。心主血脉，全身的血都在脉中，依赖心气推动，濡养全身。如心气不足，势必出现气血瘀滞、气机不畅，与郁症更有直接关系。肾主摄纳气化，水液能在体内运行不息，除了心肺推动布散之外，还有赖肾的蒸腾气化，才能正常升降出入，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肾气不足，气化失常，升降失司，就会造成水液停滞，气机失畅。若脏腑各自的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则各种郁滞乃至各种疾病也就无从发生了。有见于此，先生从发挥脏腑气机的功能，亦即人体的自然疗能出发，针对“郁”在疾病中的共性，凭藉多年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出了“宣畅气血”法，拟就了“舒肝和络饮”，用诸临床以调气解郁而屡试不爽。
调气解郁的思路与方药
治郁须首重治气，治气在此实质上是指调气(巳如上所述)。然而治郁之调气究竟当从何着手呢?
先生认为，虽然郁有因病致郁(五气之郁)和因郁致病(情志之郁)之不同，亦即无论其为因为果，最终必然落实到具体的患者，亦即“人”的身上。盖疾病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因此调气治郁归根到底是辨“人”而论治。经数十年之临床观察，先生认识到无论是因病致郁还是因郁致病，都往往影响到患者的食欲、睡眠和大小便。而这三大生活常规，正是人体健康的基本保证。调整这三大常规，也正是先生在临床实践中辨“人”论治、调气解郁的一大特色。盖食欲不但反映营养摄入的水平，同时也是病人对药物治疗能否接受的标志。因为脾胃是消化的主要枢钮，不论饮食或药物都必须经过脾胃的吸收、转输，才能发挥作用，机体才有生化之源。故而食欲的旺盛与呆滞，反映了体内气机之通阻情况。二便是人体湿浊糟粕之排泄出路，直接反映了脏腑运行的情况。二便通调则糟粕得以及时排泄，不利则可测知人体新陈代谢障碍。寐安则神佳，寐不安则神疲，中枢不能自我调节，元气尚且不能恢复，病何能愈?因此，郁虽有气、血、痰、火、湿、食、情志之不同，而先生治郁独倡“宣畅气血”法。在用药上，气分药多，血分药少；在方法上，升降通利者多而补益者少。其自拟之宣畅气血的经验方----舒肝和络饮，即意在通过斡旋人体大气，来保障人体的食、寐、便这三大基本生理功能。人体的基本生理功能不失常度，自然气血和畅，运行无碍。气血运行无碍，则诚如《医方论·越鞠丸》中所说： “气得流通，郁于何有?”
当然，在宣畅气血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病种及致病因素，选取对症之药亦是当予顾及的，亦即不可治人而忘病。至于郁之为病，因于情志者甚多，此类郁症除了药物之治疗外，精神治疗亦极为重要。正如《临证指南医案·郁证》所说“郁证全在病者能够移情易性。”故在临证时应关心患者之疾苦，做好思想工作，使之解除顾虑，树立信心。苟能及此，对提高疗效必定大有裨益。
舒肝和络饮
舒肝和络饮由柴胡、牡蛎、香附、乌药、郁金、菖蒲、苍术、厚朴、夜交藤、合欢皮十味药组成。此方贯穿了先生“病多参郁，调气为要”的指导思想，临床适应面广，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神经精神系统、心血管系统、妇科月经不调等病症，均有较好疗效。
柴胡与牡蛎为本方主药。柴胡轻清，升达胆气，胆气条达，则肝能散精，而饮食积聚自下。牡蛎味咸性降，《汤液本草》认为“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之硬”。故二者合用，一升一降，能宣阳气之不达，阴气之不行，不但能宣畅气机，还有软坚散结、推陈致新之功。
香附行血中之气，《本草纲目》赞其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此因气顺则血亦从之而和畅，因此妇科崩漏、月经不调均用之。乌药气中和血，《本草求真》认为“香附辛苦，入肝、胆二经，开郁散结，每于郁则妙；此则逆邪横胸，无处不达，故用以为胸腹逆邪要药耳。”二者合用，行气解郁的功效更为完善。
苍术开提中焦之气以升之，具斡旋大气之功。厚朴温中燥湿以下气，二药同用，健脾燥湿，使中焦大气升降之枢得旋，痰湿之郁得解。
郁金行气解郁，化痰散瘀。《本草汇言》谓“其性轻扬，能散郁滞，顺逆气，上达高巅，善行下焦，心肺肝胃气血火痰郁遏不行者最验。”石菖蒲开窍豁痰，理气活血，散风去湿，《本经》谓能“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可舒心气而益心智。
夜交藤、合欢皮均有宁心、安神功效，但夜交藤有通络祛风之功，合欢皮有解郁和血之效，同用有通络解郁之功。
全方以气药为主，重在解郁除烦，调畅气机，使体内气血津液流通正常，纳欲改善，睡眠安稳，二便通调，为疾病治愈创造良好的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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