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嗣伯主任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北京国医名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三、四届专家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丽源日化研究所专业顾问,北京同仁医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
孔嗣伯主任1933年5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曲阜,中国近代“四大名医”孔伯华三子,1948年即随父学医,临诊左右,并先后从师于萧龙友、杜文甫、汪逢春、陈慎吾等诸名家,禀承孔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传统和大医风范,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多次随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诊病。1955年-1960年在北京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工作,1956年因工作努力,表现突出,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积极分子”,由郭沫若同志亲授奖章。1960年-1962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经教研室任讲师,教授中医各家学说课程,其生动的教学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1962年调至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工作。1964年起与西医专家合作治疗流行性脑膜炎、急腹症、小儿病毒性肺炎、细菌性痢疾、肝硬化腹水取得显著疗效,解决了医疗难题,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以及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赴妙峰山陇驾庄医疗队,1975年赴延安革命老区医疗队,培训基层医师及为群众义务诊病。曾多次赴香港、日本、法国讲学及诊病。在中医科工作期间,重视医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高,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专业培训,进行专题讲座,使中医科的诊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1985年任主任医师,在一线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60载。1990年,被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名老中医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2010年荣获“北京市60位名中医突出贡献奖”,被评为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2010年北京中医管理局在我院建立了孔嗣伯老中医工作站,启发后学,总结继承,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孔嗣伯主任天资敏慧,幼承庭训,治学勤奋,熟读经典,广泛涉猎中医药文化书籍,作为《孔伯华医集》整理小组主要成员,编著有《孔伯华医集》,曾在《中医杂志》1962年7-8号中精辟论述先父孔伯华中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成为后世研究孔伯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曾发表《中医护理学浅说》、《痈疽辨略》、《孔伯华医案选》、《盗汗、自汗证论》、《望、闻、问、切》、《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关于“三焦辨”》、《孔伯华传》等学术论文。出版论著《孔伯华医集》、《中华中医??孔伯华》。
孔嗣伯主任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在温病治疗方面颇有建树,提出强调辨证,保护元气;熟悟经旨,不泥于古;两纲六要,不能平列;脉贵有神,意在匀和;重视肝脾之关系;善用石膏起死回生。他推崇“金元四大家”的医学思想,在学好经典的同时,教导后学吸收众家所长,“兼收并蓄、博采众方”,不要介入学派纷争,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认为学派是学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药品种范围在扩大,用药上有很大余地,不应该在学派上再做人为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中医大家的博大胸怀。
孔嗣伯主任临床工作60载,深受患者和同事爱戴,禀承孔门儒学传统和“大医精诚”的风范,从不炫耀技能,以名医世家出身为傲,而是心胸宽广、待人诚恳、提携后进,对待患者和蔼亲切,无论老幼、尊卑、贫富,均能一视同仁,救人无数,在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
学术思想
孔嗣伯继承并发展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学术思想,父子两代在京城行医近100年,为燕京地区中医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孔嗣伯结合北京地区患者的特点,将温病学辨证思想应用在中医内、外、妇、儿、五官科等诸科,发展了中医温病学,并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孔门家传方药。
(一)重两纲,首辨阴阳
孔老在临证中最重视辨证,认为伯华先生所言:“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非常正确,孔老在辨证中主张两纲六要,强调阴阳为总纲,下统表里寒热虚实为六要,临证之中,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因为表里之内又有阴阳,寒热虚实之间也可再分阴阳,这样使辨证纵深和精细,适合临床对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辨证论治。
(二)重正邪,提倡三因制宜
在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在临床辨证中不泥于古,重视变异,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认为现代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阴虚阳亢的体质较为多见,湿热为患为多,以脾湿与肝热为主,治疗多以清利湿热,临证喜用介类和芳香鲜药,尤擅长使用石膏,非常具有独家特色。
(三)重开“郁”,肝郁为先
朱丹溪云:“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孔老对此颇以为然,认为朱丹溪的“郁证学说”在内科杂证治疗中仍有价值,至于郁滞何来,则要详加辨证,但往往气郁为首,血痰湿郁从之,肝气不舒,木郁土壅,肝热脾湿为多, “开郁”则遵《内经》:“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的原则,将通经、活络、疏散、清利、渗透等治法夹杂灵活应用。
(四)眼病重整体,中西结合:
孔老长期在同仁医院工作,接诊了大量眼病病人,认为,眼病的辨证论治必须立足整体,不可只局限于眼科局部,而且必须吸收西医所长,参照现代医学检查。此外,天有四时之变,人有长幼男女之异,对眼病的辨证也必须结合患者体质和时地的差异,在内、外、妇、儿诸科辨证基础上,参照运气、地域特点,结合眼科局部辨证和现代西医学检查展开。
(五)论治学
孔老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作为临床大家,非常推崇“金元四家”的医学思想,认为金元时期战乱纷扰,疾病丛生, “金元四家”是经过大量的医学实践被患者所认可的名医,其学说也都是来源于反复的临床实践,真实可信,极具价值。
在学好经典的同时,教导后学要吸收众家所长,“兼收并蓄、博采众方”,不要介入学派纷争,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认为学派是学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药的品种范围在扩大,在用药上有很大余地,就不应该在学派上再做人为限制。金元之后,清代温病学说异军突起,涌现了很多卓越医家,象叶天士、王孟英都是学验俱丰的医家,其学说都有闪光之处。
在积极肯定一些名家的同时,孔老对一些徒有文才,临证不多,稍有疗效,就著书立说,广传天下的医家,则敬而远之,他经常提醒后学不要被虚名所惑,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在读一个医家的著作时,不要被他对仗工整,如诗如赋的文词所迷惑。医学是科学,不是文学艺术,中医理论中有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一定要落在实处,在学习一个医家的著作时,要关注他的行医经历,一个没有长期在临床实践的医生,他的天赋再高,名声再大,理论再精妙,也很可能是闭门造车,经不起临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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