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华1908～1992年，字秋实，汉族，江苏南通县人，全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脏象及治则现代科学奠基人。先生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18岁到沪悬壶，复从陆渊雷先生游，30年代即蜚声医林，曾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新中国医学院等，还受聘为《华西医药》、《北京中医杂志》、《广东医药旬刊》、《国医砥柱》等杂志的特约编辑。
1954年先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任中医教研室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相继兼任内科学院现称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中医科主任。196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委员，全国血防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发明奖特邀评审员，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辞海?中医分册》主编。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名誉理事长，先后被聘为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上海市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研究院、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曾当选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等。
先生学识渊博，敢于创新，诸凡经、史、子、集，无不披览历代医学论著，更为悉心研究还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各个领域。先生的学术特点为“撷采百家，融贯古今，拓展新路，重在实效”。主张“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活用成规，创立新规”。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提出“截断扭转学说”，在中医临床治疗学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认识疾病上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提倡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的独特创见。先生早年著有《中医基础学》、《中医病理学总论》、《中医诊断学》；建国后，著有《中医治疗法则概论》、《伤寒识义》、《姜春华论医集》、《历代中医学家评说》等10余部著作，其中《肾的研究》一书，在日本曾被二度翻译，流传国外《活血化瘀》一书，被日本学者认为“为现代医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先生发表论文200多篇，部分论文被国外医学杂志所载。
1955年先生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58年荣获卫生部颁发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及奖状。1965年先生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会邀请，赴巴访问并作了学术交流，1977年评为上海市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被中央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必须继承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之一，1991年被国务院认定为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批准享受特殊津贴待遇，表彰先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科研成果
1985年对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有重大贡献，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功奖励。“活血化瘀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肾与命门的研究”，“阴阳原始”获上海市卫生局1981年中医药科技一等奖。
学术观点
一、 截断扭转学说
一学说从何提出
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先生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了“叶天士的温病、杂病的理论与治疗”一文，大胆地阐明了防治温病要截断的新理论，对叶天士学术思想进行了评析。先生认为：“叶氏关于温热之邪由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之说，乃脱胎于吴可之《温疫论》；而风邪上受，用轻清之贴，……其冬温伏于少阴肾，则来源于喻嘉言《尚论后篇》，治法则多为自创。”
《温热论》说“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因为人的生理都是相同的，不论病伤寒也好，温病也好，人的营卫气血都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病种不同，表现不同，则治法亦异。伤寒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说，而温病则先入于肺，以卫气通于肺，营气通于心，因“逆传”之故，又可见到心营的症状，实即病的进一步发展，由此确立了温病卫气营血分证。前人说伤寒“邪在太阳，必恶寒身热，为阳郁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热，传至阳明其邪化热则不恶寒，始用凉解法”，这是伤寒与温病发展的经过不同，温病恶寒甚暂，或开始即热高，伤寒则开始恶寒不热（非无热，但热不高）。所以叶天士说：“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其实伤寒恶寒也在皮毛，因为风寒自皮毛而入，故不涉及肺，然照进推论，皮毛为肺所主，亦可由皮毛入肺，所以不说入肺者，以不见咳嗽、胸闷、气急诸证之故。因为邪的原因，一是风寒，一是温热，寒温不同；一在皮毛，一在肺气；一则化热慢，一则化热速；一则即见手三阴证，一则先见足三阳证；发展过程与表现症状各异，因之治法也就不同，一则开始用辛温，一则开始用辛凉。
《温热论》说：“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先生认为：既然用了辛凉散风甘淡驱湿，病应该好转，非惟不见好转，反欲入营，是药没有对病起作用。先生看过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过程中常险证百出，令人怵目惊心，其效果之所以不佳者先生非常感叹地说：“正是受此老用药轻淡如儿戏之教”。近年来，治大叶性肺炎用鱼腥草、鸭跖草之类清热解毒，不用卫分气分之说，疗效很高，过去肠伤寒用银翘、桑菊、三仁等，效果亦差，有人不分卫气营血步骤，开始即用大黄、黄芩、黄连，疗效亦高。
《温热论》又说：“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战汗之门户。”先生认为：此等药用之何益，与“病”何关？其云战汗，若望不着怎么办？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使其在气分解决？
《温热论》又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先生认为：当病之开始用药得力，即可阻遏病势，或击溃之，不必等“到气才可清气”，也不必到后来才用犀角、羚羊。因为开始用辛凉轻贴，往往错过治疗机会，如果及早用些真能“治病”的药物，则病可早愈，大可不必受“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的警诫！
叶天士根据温病的全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正确反映了温病发展的规律，所以为后来医家所重视。先生认为：但是医者的作用，不仅在于认识疾病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能够截断或扭转疾病的发展，使之即在本阶段而消灭之，否则，听其自然发展以至于死亡，那么这种医生还要他何用？我们不仅要认识温病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更重要的是掌握这一规律，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治好疾病，防止其向重症传变。
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中医学术界的重视，有的推崇备至，有的表示赞同支持，也有的提出商榷，还有为叶天士喊冤，一时热闹非凡，各抒已见，形成争鸣的局面。为了尊重真理，维护真理，先生再次著文《时代要求我们对温病要掌握截断方药》，着重提出:个人观点尽可以不同，但疗效应该是个衡量标准。治病不在言论，重在实效。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像顶礼膜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顶点，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摆脱唯心主义的顶峰论。
二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截断理论的核心，是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方药，直捣病巢，祛除病邪，快速控制病情，截断疾病的发展蔓延，以求提高疗效，缩短病程。这一核心思想，在继承祖国医学传统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先生常言，治急性病贵在早期截断。强调截病于初，采用“迎而击之”之法，一方面可以控制病邪蔓延深入，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正气的过度损耗。若因循失治，则病邪步步深入，进逼五脏而致病情恶化。这是先生继承《内经》“上工救其萌芽”思想的具体发挥。
先生善于吸取前贤各家之长，予以阐明与论证，并结合长期临床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如金
张子和在《汗下吐三法赅尽治病诠》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先生对此颇为推崇，用汗、吐、下三法，以快速祛除病邪。又如吴又可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提出疫气、疠气、异气、杂气是疫病之原。又说：“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吴又可在病原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先生表示赞赏。对杨栗山治温病之厥逆，主张仍用苦寒解毒大清大下，认为是“伟大的见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说：“所以瘟疫用药，按其脉证，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窥”，在治疗上强调单刀直入祛除病原，是果断的决策。诸贤的论述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启迪的作用，先生的“截断学说”是诸贤论述的补充与发展。
三急症创快速截断
“急症创快速截断”是先生在学术上提出的独特的创新观点之一。急症是指温病或某些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危重症状和病证，它具有发展快、变化速、来势凶、病势重、威胁大等临床特点。急症的表现在于“急”，因此治疗手段要求“速”。大胆使用截断方药，救急截变，快速控制病情，阻止疾病的发展蔓延，在急症治疗学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清热解毒是重要的截断方法。急性热病主要特点是有热有毒，邪毒侵入，热由毒生，病毒不除，则热不去，必生逆变。临床虽有宣透、清气、化浊、清营、凉血诸法的不同，但清热解毒总是交织其中。先生指出：用清热解毒要掌握两个法度：一是早用，在卫分阶段即可加入清热解毒之品；二是重用，量要大，贴要重，甚至可日夜连服2－3贴，这样才能截断病邪，这对把好气分关，尤为重要。先生常用的清热解毒药有银花、连翘、苦参、鸭跖草、黄连、黄芩、黄柏、山栀、蒲公英、大青叶、板蓝根、穿心莲、四季青、知母、鱼腥草、紫花地丁、野菊花、龙胆草、青黛、茅根芦根等。先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认为本病多系表里俱热，瘟毒燔灼，耗血动血劫伤心肾所致，早期也并不因表邪已经透解而不再逆传。诚如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解》中说：“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再发汗之理”，故应及早使用大贴量的清热解毒截断方药，直折伏遏之温毒，则不仅身痛、发热、恶寒等表证可除，而且可由发热期超过低血压期、少尿期，直接进入恢复期，使病程阻断或缩短。先生还认为：发热的高低、热程的长短，直接影响病情的进展和转归，因此，重用清热解毒及时控制高热，是截断病情发展的关建。
通腑攻下是治疗急症快速截断的重要手段。《素问 至真要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攻下法就是通过荡涤肠胃，泻下大便或积水，直捣黄龙，引而竭之，截除病邪；使停留蕴结的宿食、燥屎、实热、冷积、闭血、痰结水饮等下泄出，因此是快速截断的重要手段。先生临床撤擅用通腑攻下法治疗危重急症。如脑溢血痰热风火内煽，阳闭便秘者用涤痰通腑法，急下夺实，截断传变，每能使风火痰热随便而泄，清窍得清，神志复苏，转危为安。冠心病心绞痛便秘者用通腑法能截止心绞痛，预防心肌梗塞。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用通腑泄浊法，取得明显效果。又如先生常用通腑攻下法治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急性肠梗阻等急腹症，斩关夺将，荡涤腑实，疏通壅滞，通则不痛，常使痛随利减，随泻随安，立收截断病邪之效。至于温病下不嫌早，吴又可认为：“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温邪以祛邪为急，逐邪不拘结粪”，“急症急攻”。一日有三变，而三易其方。治病常用下法，擅用大黄一物，称“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先生治疗重症肝炎，茵陈蒿汤中大黄可用至30g；治疗中毒性肺炎、乙脑、败血症等病，凡邪热鸱张，大便不畅者，先用大黄12g于复方之首，使垢粪泄下而热退神清，阻截传变。实践证明，对温病早用攻下逐邪，经得起临床重复。
凉血化瘀在急性热病过程中，应及时采用。先生认为：邪初入营，一方面仍宜重用清热解毒，一方面及时采用凉血化瘀，不必坐等入血分后再“凉血散血”。这样可增加截断病变的希望，避免血分危症的出现。如流行性出血热，容易出现气营两燔而很快内陷营血导致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并出现休g昏迷，甚至衰竭死亡。有报导在发病早期，就用苦寒活血化瘀的丹参治疗，36例单纯早期患者中32例越期中89％；而已出现低血压休g者再用丹参，32例中晚期者仅16例，占50％，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差异，而且早用丹参的病死率从11.9％下降到4.3％。这就说明邪初入营早用凉血散瘀，不仅不会引邪入血，反能截断病邪于气营之间，不再深陷搏扰血分。
凡血脉运行不畅，甚至停滞、凝聚，或离经之血积于体内所产生的瘀血证，可出现急症体征。如疼痛，其痛固定不移，尖锐状如针刺，甚或绞痛剧痛，当用活血化瘀止痛方药，头痛、胸痛用血府逐瘀汤，腹痛用膈下逐瘀汤，截止疼痛颇验。又如出血，也常是瘀血的见症，所以唐容川曾说：“故凡吐血，无论清凝鲜黑，总以去瘀为先”。先生经验，治瘀血之大出血者，如吐血、咯血、便血、崩漏等，用活血止血方，生地、当归、丹参、赤芍、丹皮、桃仁、三七、蒲黄、白及、茜草根、地榆、茅根止血截红，其效如神。
降戢平逆应急顿挫，常能使症状迅速缓解。凡呃逆、呕吐、哮喘、咳嗽剧发不已，患者也非常痛苦。先生常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加用平呃、止呕、定喘、截咳等药。如平呃重用芍药、甘草、刀豆子，止呕重用代赭石、旋覆花、沉香曲；定喘常用合欢皮、佛耳草、老鹳草；截咳常用南天竹子、天浆壳、百部，每多效验。先生的截断方法颇多变化也很灵活，我们仅举其大要，亦可看到它在中医急证临床应用中的广泛性与重要性。
四沉疴善分层扭转
疾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常有标本主次的不同，因而在治疗上应有先后缓急，分层扭转的步骤。如先生曾治一败血症患者，高热后休g、昏迷、血压下降，四肢厥冷，额汗如珠，苔黄，脉沉微欲绝，身现紫斑，诊断为热毒蕴脑，真元欲绝，予以独参汤加安宫牛黄丸研冲鼻饲。二日后，患者神志复苏，血压回升，额汗止而身热反甚，气促，苔黄舌红，脉数。先生认为，正气渐能与邪抗争，热毒真象显现，遂用清瘟败毒饮去犀角、桔梗。服药一周后，热度退清，紫斑全消，惟觉疲乏口干，舌红脉缓，改用增液汤加太子参善后。该案先予益气固脱，芳香开窍，继用清热解毒而清气血，终以养阴益气收功，分层扭转，次序井然，效如桴鼓。
沉疴重症往往出现虚实错杂，虚证中夹有实证，实证中夹有虚证，或上实下虚，或上虚下实，治疗时更应善于多层次、多向性的分层扭转。先生对肝硬化腹水临床经验丰富，认为“本症治疗的攻补两法，”但不偏执一端。前人有专主攻法和专主补法两种治疗方法，如《千金方》、《外台秘要》所收载的肿胀诸方，大率为逐类。张子和亦主张攻逐法，以为臌胀是病，治病不得用补，当攻逐其病，病去则正复，虽有虚者无须用补；此是张氏不知臌胀是症而非病，腹水是病理产物而非病之实质。也有些人见到攻逐法仍有复发，亦有累攻不下，且见虚证，遂以体虚为主，主要由于脏器之虚，故专主用补。如朱丹溪等则以补为主，认为臌胀由虚而起，攻逐取快一时，复发难疗，此是朱氏以人体脏腑之虚为主，而不知病由于肝之实质病变。这些都是片面之地各执一端，不是辨证的方法。先生指出：本症病在肝脾，采取滋肝和营，健脾利湿，软坚消积为基本疗法，对于腹水病人，根据具体情况加入攻药补药。虚者先补后攻，使病者能胜攻时用攻；实者先攻后补，使病者腹水排除后能够巩固。虚中挟实，实中兼虚则攻补兼施。如先生曾治一肝硬化腹水继发感染病例。患者高热身羸，黄疸色晦，腹大如瓮，脐眼突起，青筋暴露，气促口渴唇紫，尿闭便秘，苔黄舌0g、黄芪30g、白术30g、银花30g、连翘15g、虫笋15g 陈葫芦15g、丹皮9g、茯苓15g、川黄连6g、牵牛子6g、炮山甲15g、商陆3g、槟榔9g、桃仁9g、赤芍9g、车前子15g、枳壳枳实各6g、另用生白萝卜五斤捣烂取汁浸脚。患者用此法方五日，泻下垢粪甚多，小便通畅，热度渐退，臌胀已消大半，患者家属及病友惊喜不已。先生所拟复方包含了五层组合，即益气扶正、清热解毒、凉血破瘀、逐水消膨，理气消壅。此五层分头并进，方大有序，繁而不乱。先生说：肝硬化腹水或肾功能衰竭的危重病例，常可见气虚、血瘀、水聚、热毒、气滞等错综复杂的病机，如单治一头，势单力孤，往往顾此失彼；而数法并用。能兼顾全局，多向性的分层扭转，始可使患者转危为安。
五辨病辩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
中医自古以来就重视辨病。徐灵胎强调“欲治病者，必先识病名，… …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所以截断与辨病的关系，就是要认识掌握某种疾病的病源和特征，从而选择能截断病因和病原的特异性针对措施。例如发热咳嗽，可见于感冒、肺炎、肺脓疡、肺结核、肺癌。感冒需解表；肺炎需清热解毒；肺脓疡要消痈排脓；肺结核更需加强杀虫抗痨以截除病原；至于肺癌如何处理，不正是需要研究截断扭转的特效方药吗？又如浮肿是肝病、肾病、心脏病患者常见的症状，治好了浮肿，不从根本上扭转肝病、肾病、心脏病的病势，浮肿还是要发的。各种病有各种病的特殊性，所以截断要首先辨病、定因、定位，掌握该病的发展规律和转归，截断扭转才能有的放矢。
不过，同一种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得病季节不同，疾病反应于外的证候也就不同。而且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病理变化和体征。因此，截断扭转要与辨证结合，既有辨病的针对性，又有随证变化的灵活性。诚如徐灵胎所说，“凡症之总者谓之病，而病心有数证”；“有病同证异者，有证同病异者，有证与病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证”。一般说来，“证病相因”，辨病与辨证是可以统一的，截断扭转也能体现病与证的有机结合，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如大黄能治疗多种原因的上消化道出血，有快速截断的作用，看起来是辨病，实则上是针对病机的“瘀”，用大黄去菀陈，瘀去血止，正是抓住了“证”的实质，直中症结所在。至于“病同证异者”先生常用的方法是在辨病截断方中加入辨证用药；“证同病异者”则以辨证复方为主，加入治病原的辨病截断药。所以说：辨病辨证是截断扭转的基础。
六先证而治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措施
自《内经》即有“上工治未病”之说，《金匮要略》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疗原则，这是十分明确的“先证而治”的思想。先证而治，就是先要掌握疾病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规律，料知预后超前一步，在相应的证出现之前预先落实治疗措施。先生把“先证而治”与“截断扭转”的思路结合起来，引伸运用于温病急症与重病沉疴的治疗，对指导临床有重要意义。例如，特殊病原体引发的乙脑、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势凶猛，传变迅速，并不因为初起有表证解表透邪而病不内传。先生主张早期重用清热解毒，先清里热，药先于证，直折瘟毒；若有气分见证瘟邪势必入腑内结，因此不管是否便闭，先用通腑攻下，急下存阴，同时也使邪有出路，这也是“温病下不嫌早”的思想。根据先生的经验和一些临床单位的报道，流行性出血热在气营阶段就早用丹参、生地、赤芍、丹皮等凉血活血破瘀，能提高疗效，越期恢复，缩短病程，使DIC进程中断或减轻，防止昏迷。实践证明，对重症温病不能仅仅见症辨证，因证施治，按步就班，因循等待，尾随其后；必须要有预见性地先发制病，药先于症，这样不但不会引邪入里，反能主动迎头痛击，顿挫病邪，阻断截止疾病的恶化。先生常说：看病不仅要从“有”处着眼，还要从“无”处推想
七选择特效方药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手段
如何寻找选择特殊方药呢？这就要博览群书，由博返约。先生介绍《外台秘要》特效方时说：“看书中一病有几症，每一证有几方，一方中有哪几种药，几张方子中共同用的有哪些，哪些是十方中必用的，以多用常用为有效。如果一方只有一药，这药也是重要的。因为前人集验，不验不灵，单独一味，无所假借，必有特效才加收录，再看全病方贴，哪些病是常用，哪些是少用；哪一些药是主药，哪些是辅佐兼治之药，用统计处理得出专病专方专药，治病常有特效。”目前西医无特殊疗法的病，中医古书中却有不少截断扭转的奇效方药，关键在于发掘整理。其次，民间单方、草药也是搜集特效方药的重要途径。先生认为：单方草药有时能起沉疴顽疾，还能应急救变。明朝方隅在《医林绳墨》中就曾指出，有些官药（常用中药）治黄疸不如草药有效，先生赞赏这个说法，因此在处方中也常用草药。清赵学敏《串雅》中根据民间走方医的特点，提出了“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用药“下咽即能去病”，体现了快速截断思路。《串雅》的“截药门”中载有很多截断方，如“截头痛风”方用香白芷、川芎、甘草、川乌、细辛、薄荷汤调服。“治头痛方”：川芎、沙参、蔓荆子、细辛，水煎后加黄酒调匀服，临床用治剧烈的神经性头痛，确有截病止痛奇效。《串雅》的“起死门”、“保生门”、“奇效门”，介绍了多种危重病症的急救措施和独特的方药，这对我们如何搜集民间单方、秘方、验方，选择使用截断扭转的治法，深有启迪。所以说掌握特效方药是截断扭转的重要手段。
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先生在认识疾病上，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较早地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理论，认为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对辨证论治中的学派之争，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处理。脏腑辨证与以方统病，先生提出“合之则兼美”。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应很好地结合，对辨证分型有不同见解，“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有深入的研究。主张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相统一，兹分述如下。
一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先生认为：不论辨病与辨证，认识疾病与治疗疾病，都必须建立在整体观与动态观的基础上。人是一个整体，内有五脏六腑，外有皮毛骨肉、眼耳口鼻，它们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各个脏腑既要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疾病，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某一脏腑本身的功能偏强偏弱可影响到其他脏腑。例如“肾阳”不足可以导致“脾阳”不足。当肾阳不足时，会有手足发冷、畏寒、面色苍白，影响到脾脏时又可见到消化不良，大便溏薄，或早晨泄泻。脾肾虚弱又可导致其他脏腑的疾病。这说明了脏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脏腑和其他组织、器官也有一定的关联，如肝同眼睛有关，肝热眼睛就会多眵、羞明；肝血不足就会两目干涩，视物昏糊。其他如肾与骨有关，心与血有关，脾同肌肉有关等。因此，治病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将人体的脏腑、组织孤立起来对待，而是从它们相互的关系上来考虑。如肺的虚弱性疾病，可用健脾的方法来增强病人的运化功能和体质，促使肺部虚弱的病变得到改善。局部组织的疾变，如慢性脓疡，疮口不收，全身情况较差，若单从疮口考虑，用消毒、排脓、生肌、长肉等法都不能取得效果，就必须考虑整体，加强整体调理，采用一些温补药，不但整体情况好转，而且疮口也迅速痊愈。先生指出：“对待疾病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变化着的过程。表面上看是停留在一个阶段，但是从这个阶段的开始到这个阶段的末了，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的来是个变，它的去也是个变。前人把热病分作几个证候类型，可由轻到重，或一开始就重；可以一个证候类型单独出现，也可以二个三个证候类型同时并见，又可以一个一个证候类型顺序出现。它们的变有按一般规律的，亦有不按一般规律，就是说变既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总的来说按一般规律变的较多，但这个一般规律还是属于变。先生强调指出：“讲到变，有渐变，也有突变，突变往往由渐变而来，表面看来似乎是突变的。”中医学上说阴病可以转阳，阳病可以转阴，这是相对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古人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说明事物是逐渐发展的。中医在治疗疾病时非常重视疾病的转化，一般认为阴病转阳为吉，阳病转阴为凶。如大叶性肺炎开始表现出阳性症状，如果由于病的发展或治疗不恰当转为阴证，这时急须温阳，使它由阴转阳。又如中毒性肺炎，一开始出现阴证，这时急须用回阳药，使它由阴转阳。还有一些热性病，往往高热持久，脉搏洪大，看上去是阳证，实际上已经潜伏着转阴之机。
“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踏着霜可以知道冰的日子就要到了；判断疾病的传变，也应学会掌握这种预见，因为高热持久，病人体质消耗过多，心脏负荷过大，往往导致心阳衰竭，从而变为阴证。所以先生说：“医者必须动态地观察病人，灵活地采取措施。可见整体观与动态观是辨病辨证的源泉”。
二正确处理辨证论治中的学派之争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辨证论治的过程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
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同时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说。每一学派形成均有它一定的见解和独特的经验，但也不免包含着片面性。现在我们中医界也有崇尚某一学派的，如有人重视脾胃，有人重视命门，这些作为深入研究是可取的，但在临床论治时就不能偏执一派之见，专主一面即离开了辨证的观点。先生认为：“必须服从临床辨证，采取各家之长。”
如刘河间在治疗上主张以清热通利为主，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其学术观点的来源，可能出于《内经》病机，如“诸热瞀chi，皆属于火”“诸噤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等，充分发扬“亢害承制”理论，在治疗上有一定控制疾病转化的意义。惟火有太过，有平气，有不足，河间强调了实火而遗掉虚火，是有片面性的，无怪张景岳批评说：“奈河间是不能通察本经全旨”，“不辨虚实，不察盛衰，悉以实言害病。”“实火固宜寒凉去之，本不难也；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不过，刘河间处方，往往寒热并用，补泻兼施或寒热补泻融于一方，对后人极有启发。
张子和强调火燥。主张汗吐下三法，反对补药治病。指出：“表病而里不病者，可专以热药发其表；里病而表不病者，可专以寒药攻其里；表里俱病者，虽可以热解表，亦可以寒攻里。”可见子和用药的规律，发表须温，攻里须寒。子和曰：“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先生认为：这对急性热病及其某些病理产物固结者适用，若脏腑气血自病，则无邪可攻。《儒门事亲·卷二·可下式篇》：“《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只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cuo去而肠胃洁，症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此论根据刘河间以通为补之说而来。对某些积滞之病是对的，但不可施于一切疾病。先生对子和评价说：“尊《内经》运气之说而不执，宗仲景汗、吐、下而有发挥”。也应看到张子和有辨证法的思想，如“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贴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贴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凉，宜辛温解之。”；“病者喜食凉，则从其凉，喜食温，则从其温。欲饮水之人，慎勿禁水”等；施用寒温，因时因地而变通，治病应适人之常情，确有一定价值。
李东垣处于战乱时代，人民饥饱失常，惊惶忧愁以致体质虚弱，易为疾病所侵，得病后又因正虚容易死亡，故提出脾胃虚弱中气不足，必须重视脾胃的理论。先生认为：脾胃虚弱是致病条件，而疾疫是主因，东垣强调一面，丢掉另一面，是偏见。但其对杂病以脾胃为本，加强调理脾胃的理论，确对后世起一定指导作用。其清阳不升，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的方法，对某些慢性病有一定调整体质作用，对急性病如有中气下陷病理机转的也有适用之处。不过急性热病不能以补不治。东垣对急性热病初期即用补中益气，是值得探讨的。
朱丹溪认为：阳易动，阴易亏，动则耗阴，声色嗜好亦伤阴，故独主滋阴降火，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先生认为：朱丹溪的“阴”，实指两性之精，而非指人整体阴阳之“阴”。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论点主要包括：（1）以天为阳，地为阴，地小天大，以喻人阳有余、阴不足；（2）以男女性成需十几年，以喻人之阴难成；（3）以性机能的衰退，喻阴之易亏；（4）以四时、五脏、五行生g之说论禁欲之必然性。丹溪以何提出此说，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说：“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贴以至于毙，因为此救时之说。”的确，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形成，一是本身的理学；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格致余论》开卷《饮食色欲箴序》说：“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予每思这，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色欲箴》说“眷彼昧者，徇性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壮阳药）。”“血气几何？而不自惜”；“远彼帷簿，放心得收。”说明当时有人服燥药以助性欲和多食肥厚。丹溪认为这两者必须有节制，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饮食内伤东垣说得较细，成为一个理论，而房室损伤则丹溪之说较细，亦成为一个理论。先生认为：丹溪论攻击宜慎是对的，介绍罗太天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根据具体情况而用，也是对的。用药反对温燥，是一偏，但其处方用药亦不废温燥。丹溪既强调阴常不足，在治疗上就应着重益阴，可是他在治疗上却是以泻火为主，补阴很少，其意可能寓补阴于泻火之中。
赵养葵、张景岳、孙东宿等都议论命门，以赵养葵说得最为具体。养葵否定《内经》心为君主之官，另立真君真主，把命门作为人身的主宰，他说：“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他由此推论于养身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为主，而加于“火”之一字。养葵学宗薛立斋，故治疗上亦偏于滋补。惯用六味、八味，以为六味能补真水，八味能补真火，进而统治诸病。吕村评以之治败症则可，以之治急病热病则非。先生认为养葵真阴、真阳，假阳假阴之辨别，在辨证治疗上有一定指导意义。
张景岳出身官僚世家，到北京游于侯门，其交游、治病亦必豪门大贾。这些阶层穷奢极欲，因而常感身弱体衰，精力不足，喜欢补药，所以主张温补为主。景岳反对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理论，他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理论。先生指出，其实，丹溪之阴指两性之精，景岳之阳，是指机体活动能力，两人所指实质不同，不能同等看待。景岳对诊断、治疗、本草方面，均有实际经验且能纠正前人因循之误。 对辨证论治的体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脏腑辨证与以方统病合之则兼美
脏腑辨证源于《内经》，《金匮要略》中亦用脏腑辨证。晋唐以来多集验方，如《肘后方》、《深师方》、《小品方》，至唐王焘集诸家验方而为《外台秘要》，皆以病证为主，孙思邈着《千金方》以脏腑分篇，各列寒热虚实诸病方证。以后，宋钱仲阳着《小儿药证直诀》，以五脏寒热立方，如泻白散、导赤散诸方。金元间张洁古着《脏腑用药式》，每一脏腑分列寒热补泻诸药证，它的优点是每一脏腑证和药配合起来，比较具体，学习的人见某些证即知属某一脏腑，或寒或热或虚或实。其缺点就是丢掉方贴，所用药也仅限于此，形成公式化。到明代薛立斋着《平温会粹》，纯用“肝脾两虚”，“脾胃两虚”之说，因为薛是太医院医官，所以影响很大，其弟子同慎斋著书立说以脏腑五行生g为本，通行于大江以南，至叶天士后遂盛行于全国，尤其晚清至民国初年，医生立案疏方，无不以脏腑寒热虚实生乘侮立论。
张仲景主张“博采众论”，其《伤寒论》中以方证为主，有是证用是方，杂病虽用脏腑，然方证仍是主要方面。《外台秘要》而后，宋有《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明有《普济方》，此数书可谓集明以前病证方药之大成，在研究治疗某病时可作为参考资料。至清代仍有以方证为主的，如张璐玉著有《医通》、徐灵胎著有《兰台轨范》。先生认为：“两者应该合流，不必偏废。”“脏腑辨证”为医生从临床总结而来证治分类，可以纠正人体脏腑功能，增强人体体质，抗病和修复能力，有些还可以对病的本质起针对作用。“以方统病”是医生采用各方面的方贴，针对疾病的病机或病证，可以对一病或多病起作用。验方、禁方、秘方系劳动人民的经验，有些对病证有特殊疗效，也有一般性的，但较少辨证观点。以上各方面都各有优点亦各有不足之处，如单纯采用脏腑辨证，则用药如程式，药物亦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发掘“对病真方”。如果单纯采用“以方统病”，若辨证不相符合的则技穷；如果单纯采用验方没有理论作为指导，往往施于此而有效，用于彼则无效。先生指出“合之则兼美，离之则两伤。”
四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
西医喜欢寻找有效方药与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而不喜欢一病一方。先生认为，两者不能偏废。
先生指出。医生看病先要识病，这就要认识掌握疾病的病原和特性。因此，先生也重视寻找筛选治病的针对性方药。笔者曾记录了先生的一些效方效药，如大贴量丹参治疗失眠；大贴量小蓟草降血压，大贴量生地治类风湿，重用芍药、甘草治呃逆等。果有奇效。
对于已经确诊的病，找一种针对性的方法去治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重视辨证论治呢？因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多因素、多项性、多向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与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表现有的是单一性，但更多的是交织性与弥散性，有的呈连续性，如果只从单一性来考虑，就会效果不好，有时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坑。往往在病因尚未查明之前，就感到束手无策，此时非辨证论治不可。
辨证论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先生认为：概言之，包含着认识矛盾主要方面和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两个内容。较为具体地说，辨证论治不仅辨别疾病本身表现的“证”，它还包括病人的素质和现况，患病原因。如外感不仅辨别风寒暑湿，还包括了病前生活影响于疾病的因素，以及时令、季节、环境等等，辨别何者占着当前主要地位，再从疾病的本身考虑病的枢机何在。是以疾病为急？还是以人的体质为急？权衡轻重，孰为当务之急？然后考虑治法的缓急、先后、轻重，诸治法中孰能解决当前，有利预后。辨证论治，它不是为找寻唯一的致病因素，而是“多元”地衡量某一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此主要问题作为治疗依据。先生曾述：同样是患哮喘病，每个人发病情况不同，表现有寒热虚实之别。即同一病人，同一哮喘，在不同时间、季节、环境、诱发因素、个人体质等情况下，所表现的症状各别，治疗上也不相同。
先生曾举一例说明：我以中医“泻胃家实热”这一辩证论治法则治愈了好多病，如头痛、失眠、哮喘、呃逆、胃出血、出血性胰腺炎等，什么是胃家实热证呢?即大便多日不解，而有腹满，舌苔黄黑干燥等主证，这些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病因病理，统用大承气汤以泻胃家实热，结果是一泻而愈。为什么有效？我想有效必有理，所以辨证论治还应当重视，可能它的理论比一病一药的道理复杂得多。”
五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如何结合
中医的“证”，一般来讲是机体在疾病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阶段病理的变化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全貌，但是我们又不能满足于“证”，因为，现代科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实验室的各方面的检查所得出“病”的证据，超出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急性肾炎浮肿等症状已消除，在过去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病已痊愈，现在检验小便尚有蛋白尿和红、白细胞，医生与病人都认为病未痊愈又如无黄疸性肝炎或乙型肝炎没有或少有什么症状，可是实验室检查血清谷丙转氨酶增多，或乙肝两对半阳性，就不能认为病人无病或已治愈。如何降低转氨酶?如何使乙肝抗原转阴?只有通过实践，从中寻找摸索有效的针对性的方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并不是说中医就不要辨病，更不是说西医治病，中医治证。中医除掉西医的病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精神去辨证。辨证也是为了摸索出治病的规律。
先生认为：如果片面强调辨病，丢掉辨证论治，则失掉中医的灵魂。如果无视现代科学对病的研究，则中医临床疗效得不到提高，中医学术得不到发展。
六对辨证分型的商榷
过去不少中医书中以病为纲，如黄疸、眩晕、咳嗽分门别类，在每一病证中又分子目。如咳嗽为纲，下列风、寒、暑、湿、燥、火，肺阴虚、肺气虚、肝火上冲、肾阳虚衰、脾阳不足诸咳；又分别痰多、痰少、干咳、顿咳、久咳等，这在临床辨证施治中有一定意义。前些时期，一般以西医的病名为纲，不用中医过去的病证名为纲，它包括的子目就比较单纯，如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大叶性肺炎等。在每一个病中用中医的辨证分型，如慢性支气管炎则分肺气虚、脾阳虚、肾阳虚等，肺结核则分为肺气虚、肺阴虚、气阴两虚、肺肾两虚等，这样定型可以进行复式性的治疗观察，不断地研究分析治疗效果。但是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即有阴阳、气血、脏腑、寒热、虚实辨证定型，不过几十个框框，病有千百种，用几十个框框定千百种病的治疗，于是这种病定为阴虚，那种病也定为阴虚，百十种病都有阴虚型，而所用补药也不过一二十味，这就不免形成“公式化”，把病看成只有共性，没有特性，而且所谓阴虚症状大体是因病耗损了本质，所以在人体上表现了阴虚，那么阴虚是后果，而疾病才是导致阴虚的原因。当某些疾病造成了阴虚，而疾病已经过去如热性病，这时用补阴养阴药很有作用。如果疾病仍然存在，如癌、肺结核、肝硬化腹水等，这些疾病所致的阴虚，用补阴养阴药，其纠正作用就很不理想。先生认为:如果单用几十个框框作为辨证论治，则反而失掉辨证论治的精神。我们即使临床辨证分型，也要注意到在治疗过程中疾病本身所起的变化，加上其它因素交织在一起，按定型定方用药有时不合适，疗效就成问题，有时为了适应病情变化，可能还要改弦易辙。吕村说:“顾病机传变，辗转相因，治法逆从浅深异用”，正说明了动态观的辨证论治。也有的人治疗一种病，每天换方，说是“药随证转，这是辨证论治”，这样也就很难总结出每一疾病的治疗规律。先生主张我们既不能坚持一方而不变，又不能时刻变化，要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变之中求得变化，在变化之中求得相对稳定。
七“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是辨证论治原理的体现
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由于它能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可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采取“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来处理。
1.异病同治
先生说:“各种不同的病，出现在相同机制下，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获得缓解或痊愈”。如一失眠病人，10余日目不交睫，口服各种安眠药无效，病人愤极，意欲自杀。先生见患者面红目赤，舌苔黄厚，大便10余日未行，按其脉沉实有力，遂曰此胃家实也，以腐浊熏蒸，上扰清明之故，如用安神镇静之品，是治标而遗其本，服大量安眠药无效即是明证。投以大承气汤以泄胃实，患者泻后即安然入寐。
又如浦东一位张姓病员，哮喘大发而住院。连日用中西平喘药均不效。先生询其大便已多日不通，有胃家实情况，此由胃实肠闭，肺与大肠相表里，若大肠得泄，肺气得降，其喘可平，因与承气汤以泻胃实，大便得通，当即喘平。又一病员，头部剧痛十许日，目赤舌红，苔黄厚，大便多日不通。经神经科检查，未见异常体征，按中医理论当属“胃家实”浊气上攻，故致头痛，拟承气汤下之，投药贴，其病即除。再如一病员，呃逆持续十数日，昼夜不停，家属惶惶，用阿托品、利他灵及中药、针灸治疗均无效，临床表现为胃家实症状，先生曰：此胃气上逆也，投以承气，大肠一通胃气得降，呃逆遂平。若以现代医学观察，上述疾病有属于神经系统的，有属于呼吸系统的，有属于消化系统的。系统不同，病种各异，而先生认为是同一的“胃家实”，采用同一的方法承气汤攻下而取得显著疗效，这是先生在医疗实践中对“异病同治”的一得。
2.同病异治
一种病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不同，治法即各不同。先生尝引清代喻嘉言治痢七例以启发。例一，赵某，偶然肚腹不宁，泻下数行，医以痢疾药治之，其利转多，更因通因通用之法，用大黄丸9g下之，遂扰动胃气，胀痛，脉手足皆沉而伏，应指模糊，于是以四君子汤少加姜、蔻，痢果不作。例二，张某，初得痢三五行，然得内伤之脉，而夹少阴之邪，此证宜一表一里，但表药中多用人参，里药中多用附子，若用痢疾门诸药必危，次日，再用人参、白附，二贴而安。例三，周某，73岁，秋月病痢，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昼夜十余行，面目浮肿，肌肤晦黑，脉沉数有力。此阳陷入阴，以人参败毒散与之。当晚止下痢2次，改用补中益气汤。例四，朱某，素享安逸，夏日因诉讼，奔走日中，而成痢疾，昼夜一二百次，肛门如火烙，扬手掷足，躁扰尤甚，其脉弦紧劲急，不为指挠。以大黄120g、甘草、黄连各60g 随滚随服，一昼夜服完。次日脉势稍柔，改用生地、麦冬等，果然下痢并止。例五，陈某，病痢，发热如蒸，昏沉不食，其脉数大空虚，尺脉倍加洪盛。遂以麻黄附子细辛汤，汗后热减。再以附子理中，旬日痊愈。例六，叶某，病痢，噤口发热十数日，呕吐不断，其脉上涌而无根。此乃胃气将绝，非噤口痢也热也，治惟有温补。于是以理中汤，三日人事大省，不宜轻用痢疾门中套药。例七，浦某，痢疾初期有表邪未散，而误用参、术，又服黄连、大黄，治经月余，下痢一昼夜百余行，不但粥饮直出，即人参浓膏入口从肠奔下。用大贴四君、赤石脂、禹余粮，下痢之势少衰，后以四君倍茯苓全安。所举7例，悉为病痢，而治法迥异。
先生在论述同病异治时说:如哮喘病者十人同时来诊，其人表里寒热虚实各有不同，即表证中有表寒、表热、表实的不同，故十人处方各异。不但如此，即同一病患，其人发病时间不同，体质因素不同，其治法也各不相同。如患者严冬自北方来沪，感受寒冷，表现为寒性哮喘，投以小青龙汤而愈。春日再发，自服前方无效，诊之及感春日风温之气，症现面红目赤，口干舌红，投以桑菊饮即效，又一次因劳累体虚，症见面色苍白，动辄气急，无力懒动，曾自服前桑菊饮未效，复邀先生诊，遂曰君误矣，前以风热故用，今见气虚之证，当用补中益气，投此方即效。举此以示中医辨证论治精神。
八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统一
中医临床中的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由于时代、认识的不同，故治疗主张亦各异。明吴又可主张辨病施治，他说:“万物各有所制，在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所致，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治，能知此物制物，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不烦君臣佐使加减之劳矣。”清徐灵胎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至于近世，则惟记诵通治方之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而清喻嘉言主张辨证论治，推勘病情，深入细致，用药超越凡俗，不是见病治病，体现同病异治，先生认为：吴又可以辨病为主，知系何病，即用专治此之药，不需“论治”，但废弃了辨证论治这一辨证法思想是可惜的。徐灵胎忽略了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方面，他不知这些是人体与疾病斗争的反映，如果不加考虑，亦即忽视了辨证论治的精神。不过，他批评当时那些只知笼统地应用阴阳气血之说，不求对病的主方主药，而形成记诵通套方的“套方医”，却又是十分中肯的。喻嘉言强调辨?
先生认为:“中医古籍早有独立病名，不过，这些病名由于时代限制，认识与现代有一定距离，今天值得再补充认识，在辨证病提高的同时，对施治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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