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辛（1931年-），男，汉族，上海市人。
原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现已退休，教授职称。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进肿瘤医院放射科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1958年至1961年在上海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并结业。1964年任肿瘤医院中医中药研究室负责人。1978年任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室主任。1986年任上海医科大学肿瘤教研室主任。1986年任教授。1998年退休。曾为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传统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食疗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抗癌协会理事。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理事。任中国癌症杂志副主编、肿瘤委员、实用肿瘤杂志编委、上海中医药杂志编委、全国肿瘤学期刊研究委员会科学论文特聘审稿人。任中国癌症基金会上海抗癌药物咨询中心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为上海市第二届继承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研究班导师，上海市名中医。曾为上海市教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曾为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临床强调恶性肿瘤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必要性，国内首倡原发性肝癌脾虚气滞病机理论，以健脾理气为主要治则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多次获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主编《原发性肝癌》等医学专著5部。1994年被评为“上海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学术观点
肿瘤是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均高的恶性疾病之一，于尔辛教授在其四十余年的肿瘤临床实践和探索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思想，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主要学术观点大部分都体现在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方面。
一、辨证论治，随机适宜
于氏认为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肿瘤，辨证论治是关键，它能全面、深刻、正确地了解疾病性质从而确定相应的治疗。它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是中医学的基本特色之一，其不同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通施治方法，而是“治病必求其本”的大法。依据中医理论，按照癌肿病人所表现出的不同症状、舌象、脉象和其它体征，进行辨证归纳分析，寻求“病因”，加以综合治疗，是中医在恶性疾患和疑难杂症中具备的优势。肿瘤和中医的“证”同时存在于同一患者体内，必定有其内在联系。有癌瘤先出现，使宿主体内引起一系列生理病理改变，成为证；也有宿主体内先起某些变化，有了证，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癌；或者，某些因子同时促成癌和证。无论怎样，通过辨证论治，具有其遵循的规律。
虽然极早期的少数病人可能会无症状，无脉象，舌象方面的异常，如同常人，但绝大部分患者，特别是晚期患者，可以出现众多的错综复杂的症状，就要抓住主证和主要环节，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予以辨证，确立病机，然后论治。不能墨守某一个“秘方”或抗癌中草药，希冀能起死回生。以肝癌为例，中医可有不同的分型：脾虚可表现为乏力，面色萎黄，便溏，舌淡脉濡； 气滞则腹胀纳呆；湿热有目黄尿赤，苔黄腻，舌红脉滑数；血瘀见肝区疼痛，舌黯带瘀斑，阴虚则舌绛而干，苔剥脉细数等。不同的肝癌病人，或者同一肝癌病人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症状，治疗各不相同。脾虚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滞用枳实消痞汤加减，湿热予茵陈蒿汤加减；血瘀用失笑散加减；阴虚予一贯煎加减等；再如同一肿瘤的贫血症状，轻者治以补气，如黄芪，枸杞子；中者治以补脾，如党参，山药；重者治以补肾，如龟版，鹿角霜。因为轻者补气即能生血，其次光靠补气不行，补脾则生化气血精微，再重则病及肾，骨髓造血不畅，肾主骨，非补肾不足以生血。同样不同的肿瘤表现出同一病机，治疗可以相同。如胃癌，肝癌，乳腺癌等都可有气滞，通常予柴胡疏肝散调畅气机则会有效，这种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把肿瘤治疗辨证和辨病互参，是辨证论治在临床实际应用和灵活应用的具体体现。
另外，首诊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一方面为今后的变证辨证打下基础，观察到病程变化的确切病机，可合理地进行方药的加减化裁，反过来也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和配合力度。故而每个症状、舌象、脉象都要细察，寻本求源。
二、重视脾胃，用药简捷
由于历代文献对癌的认识不尽相同，理法方药各式各样，即使在现代治疗中也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益正气、各具优势。于氏在具体实践中，十分注重脾胃观点，认为“谷入于胃，洒陈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以为生者”，“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又“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重视脾胃观点是对肿瘤治疗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见于氏的许多观点受脾胃派影响颇大。
“饮食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为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无论是饮食物还是药物都要经过胃的受纳腐熟和脾的运化吸收及其把精微输布，滋濡全身，发挥功效。而且肿瘤的发生有一部分尚是脾胃虚弱造成。“凡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常，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积块”，更何况肿瘤治疗中，手术、化疗、放疗都影响到机体的功能，常有消瘦，乏力，腹胀，食饮不振，恶心，便溏，苔腻，脉细软等，脾胃虚弱之象。因此“积之既成，又当调营养胃，扶胃健脾，使之气旺间进祛病之剂，从容调理，俾其自化，夫然后病去人亦不伤”。其中张洁古的话最值得借鉴：壮人无积，惟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气有感，皆能成积……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不问何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
于氏在补益脾胃中有其特点，第一是开胃消导为先，让胃府通过消滞导积后能接受水谷药物以助脾胃之运化，习惯用山楂、神曲、谷芽、麦芽、蔻仁、砂仁、焦山栀、陈皮、半夏等；第二是佐以调理气机，使气机调达通畅，脾气才能把精微输布全身，同时改善肿瘤患者常见的气滞征象，习惯用木香、乌药、大腹皮、枳实壳、橘叶、佛手、八月札、平地木，多为“忌刚用柔”之品，理气而不伤阴；第三补脾分别阴阳，温阳利湿常用党参、黄芪、茯苓、山药、白术、干姜，滋阴生津常用枸杞子、女贞子、知母、生石膏、沙参，唐容川有言：“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譬如斧中无水也不熟”。第四防滞避腻，每常用扁豆、生米仁、熟米仁、茯苓、白术等，很少用熟地，首乌以及一些“血肉有情之品”，用之不当有碍机体消化、吸收，不利于康复。
每观于师用药，简捷明了，君臣佐使，往往十味上下，屡见奇功。师曰：肿瘤病人，用药不在于量多力猛，而在于对症效专。病人本来饮食已不便，加上药物味浓气重，滋腻厚实，不仅食之不下，食下之后反伤脾。药忌轻灵，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况且能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药物资源。
饮食调将也是重视脾胃的一部分。“人以水谷为本”。无论是《伤寒杂病》还是《脾胃论》，对病人饮食服药的宜忌，都有详尽论述，对于肿瘤病人，“谨和五味”，即能改善自己的营养，增强体力，接受治疗，又能通过饮食辅助治疗，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在患者平时日常生活中都要交代清楚。
三、中西结合，扶正为主
于教授一贯的观点是肿瘤的治疗是综合治疗医学，不是单靠哪一种治疗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中医和西医的结合是吸取各自的特长，共同发挥作用。且能弥补双方的不足，偏于哪一方对肿瘤的治疗都是无益的。另外有些肿瘤的治疗方法是世界上公认的好的方法，如乳腺癌手术、鼻咽癌放疗、淋巴瘤化疗等，光以中药治疗是舍本求末，除非这些肿瘤患者已呈晚期状态，中医药的好处是对绝大部分的病人能改善生存质量，间接地增强免疫功能，减少手术、放、化疗的副反应和复发以及远处转移，提高患者的远期疗效和生存率。
从形式和性质分析，西医的治疗是针对肿瘤本身，是局部治疗，来得较直接；中医的治疗是考虑到患者全身状况，从整体出发的辨证论治施治，来得比较间接，可理解的是局部治疗实为祛邪，整体治疗乃为扶正。扶正和祛邪正是肿瘤治疗的最基本原则。既然西医有祛邪的有效手段，故在中医治疗上尽可能地以扶正为主。“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通过补充患者正气，以调动机体内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平衡，配合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祛邪”。于氏云“中医、西医；扶正、祛邪，各取所长，各得其所。祛邪之正为扶正，扶正亦正为祛邪。”即使晚期癌肿西医不能简单奏效，中医仍能辨证运用，病至后期，体虚更不可伐，伐则更易伤正，补益正气尤显得重要。待其神气壮，少辅祛邪之品，可使生命延长，这正是大剂量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物，临床较少见到于教授运用，用也是谨慎从事的缘故。
肿瘤扶正的另一层含义还包含精神摄养、饮食调将，适当的形体锻炼，通过这些手段增强体质，增加与肿瘤抗争的物质基础，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颇为重要的环节，也是中医整体的治疗的一种体现。
值得探索的是，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点在什么地方，不能简单地认为何时用中医，何时用西医，或者中医、西医在整个治疗中占百分之几，这样就成为一种机械地治疗，而是要灵活化裁，从多元角度出发，让这两种扶正与祛邪的方法互为互用，相辅相成，达到最佳疗效，这也是我们要努力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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