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中医 这个医学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1979年4月，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离任后，把管理中医的任务留给了崔月犁。
崔月犁是西医出身，在北京市委工作时主要负责管理西医工作。可以说，他从未学过也未接触过中医药。但他的党性让他能以认真的态度完成任何一项党交给的任务。因此，从崔月犁接手中医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下功夫了解中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之争、中医发展中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调研这些问题，他的足迹遍及全国。他不仅考察了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少数民族医院，还广泛结交中医界的朋友，包括名老中医、西学中大夫、中医管理干部和中医软科学的研究人员。
在深入了解中医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中医。崔月犁说，这个医学完全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认为只有两样东西是中国人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期存在，一个是中餐，一个是中医。”
但在对外访问中，崔月犁看到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被废除，他深感痛心。
1979年5月15至30日，崔月犁率中医学会代表团一行5人参加了第31届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会后还参观了医学教育、科研、医院等有关单位。当时，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通过立法和自然淘汰的方法，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基本废止了汉医。
除了日本，崔月犁在对其他国家考察中，也参观了解当地的传统医学。他的考察结论是：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非洲也没有；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和印第安人的传统医有很多迷信和“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比来比去，世界上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崔月犁认为中国必须重视中医。
1992年，为祝贺衡阳会议召开十周年崔月犁题写的字
接手中医药 被厕所旁边的“中医科”刺痛
崔月犁接手领导中医药工作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使中医药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了1979年，只剩下了171所。很多以老中医撑门面的中医医院和中医科垮台，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毁。现存的100多所中医医院中，西医占主导地位。
在考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崔月犁竟看到医院里面还挂着“中医科”的科室牌子。而在综合医院里，中医和中医科的地位也普遍低于其他科室。崔月犁曾经形象地说，走到医院的楼道里，不用打听，用鼻子一闻就能找到中医科，哪里有厕所，旁边就是中医科。
这些事情深深刺痛了崔月犁，他看到了中医被纳入西医管理轨道的严峻现实。除了中医医院的数量锐减，中医教育在“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只剩下三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0.34‰，远远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中低级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很小。
崔月犁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26所中医高等院校和30所中等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总数是8000人左右，如果不计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专业技术人员减员率，按现有的培养速度，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规模，至少需要70年。
在调查中他还了解到制约中医发展的瓶颈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用“科学化、现代化”改造中医，忽视了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二是用于中医事业发展的资金少之又少，卫生部每年30多亿元的事业经费，中医拨款只占1.5亿，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
衡阳会议 亮剑直指中医问题
1982年4月的湘江畔，烟雨茫茫，一座小城衡阳迎来了几百名远方的来客，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33年以来，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受邀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 “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中医界的干部和名老中医。他们中间有崔月犁接任中医工作后认识的朋友，也有很多素未谋面的中医人。
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如何对待中医，卫生部门仍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等于倒退。”中医界则大声疾呼：“中医千百年来取得的疗效就是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尖锐质问的人也大有人在：“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
会议代表们对中医的现状和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崔月犁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
这个讲话稿根据崔月犁的意见由《健康报》社中医部主任邢思邵反复修改，最后确定题目为《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题目道出了崔月犁的决心，这决心下得不容易。
卫生部的一些老同志曾好心劝他：中医工作不好抓，内部分歧大，弄不好还涉及政策问题；卫生部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最稳妥的做法是抓一抓就可以了，不抓最稳妥。崔月犁知道这件事麻烦多，也知道那些规劝者的好意，但是，他选择有作为。
他对这些干部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为官一任，就要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绝不能因为是禁区，更不能因为怕丢乌纱帽而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否则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怎么能贯彻好？”
崔月犁拿着讲稿，走上了讲台。崔月犁的报告里既没有“形势一片大好”的虚话，也没有“中医问题尚待研究”之类的官话。他的讲话方式带着特有的魄力和实事求是，很多和他共过事的干部说，只有崔月犁才敢这样说、这样做。
报告的第一部分，他明确指出中医工作的障碍来自干部。他说：“我们卫生行政部门是有重西轻中的思想和做法的，重视西医是对的，但轻视中医、限制中医不对，应当改正。”
针对某些人把中医贬低为不科学和带有封建色彩的学派，崔月犁针锋相对地提出要“高举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的旗帜，高举继承祖国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的伟大旗帜，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把这项事业办下去。”
在讲话中，崔月犁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医的唯一出路，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他指出：抹杀中医特色是一种‘左’的思想，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反对走中医西化的路，中医医院在诊断、急救、治疗、护理和营养方面要真正反映中医的特色。
崔月犁的讲话并不长，不到五千字，报告凝聚了三年来他对中医工作的调查和思考，内容涵盖中医办院方向、中医经费、人才培养、医药结合、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以及行政管理等问题，句句掷地有声。
讲到中医被西化的现象时，崔月犁说，中医西化“类似剧院外边挂的牌子是梅兰芳，里边唱的调子是朱逢博。”这段幽默而形象的比喻，后来成为批评中医被西化的经典句子，被广泛引用。
“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并不是中央给他下的硬任务，那是他自己主动放在肩上的担子，敢干、敢挑担子是他的风格。与会者群情激昂，掌声达数分钟之久。
代表们激动地说：中医得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转载了崔月犁的讲话摘要。从这天起，卫生部支持中医的鲜明立场传遍大江南北。这次会议后来对中医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提出的方针和原则被众多的中医人传颂，中医开口必谈衡阳，于是，“衡阳会议”成了大家习惯的说法，衡阳会议的精神凝聚了整个中医队伍。
“振兴中医” 谋求中央财政支持
当年，崔月犁并不知道他主持的“衡阳会议”对中医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只是想为继承和发展中医做些事情而已。他提出 “振兴中医”的响亮口号，以鼓舞中医界的同志，并用他特有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开始了振兴中医之旅。
就像崔月犁预料的，中医工作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最麻烦的一件事是恢复中医的“庙”——中医医院。
经过“文革”十年，中医的“庙”大部分已经名存实亡。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的名老中医被当成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遣送老家，随着他们的被遣散，大部分中医医院垮台了。
侥幸生存下来的170所中医医院中，绝大部分是西医当家。振兴中医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把中医的“庙”重新搭建起来。搭“庙”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纠正现存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把它们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另一方面是建设更多的中医医院。为了纠正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对现有的医院领导班子也必须做适当调整。这是崔月犁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本来，中医医院里应该是中医药人员当家，就如西医医院无可厚非的是西医当家一样。可是，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对医院领导班子的结构调整十分不易。调整触及了已经在中医医院领导岗位上多年、但并不适合领导中医的非中医人员的切身利益。“中医‘挤位子’”和“排斥中西医结合”之说也由此而起。那顶“排斥中西医结合”的帽子一旦扣下来，就再也没能摘下来。
崔月犁在这些“帽子”面前，从来没屈服，崔月犁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他支持中西医结合，但是坚决反对用西医的方法改造中医。
对于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之间的争论，崔月犁特别强调“学术争论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鸣。”他说：“做中医工作，一要有志气，二要有骨气，是成绩大家珍惜，是问题不要回避，有些地方中医工作没有搞好，就不要老唱赞歌。”
在恢复和建立全国的中医医院同时，崔月犁花了更大的力量解放老中医。用崔月犁的话说，光有“庙”不行，还得把各路“神爷”请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师带徒，中医从来没有教授头衔，不能进正规大学。卫生部没有权力评教授，这些权力归属教育部。为了发挥名老中医的特长和积极性，崔月犁和教育部协商，要了一些教授名额，用这些名额给全国的名中医封了教授，从此，中医有了第一批老中医教授。有了教授的头衔，才有相应的工资待遇，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到中医药大学来授课。
搭起了“庙”，请回了“神爷”，办事情还要有资金。当时，要求各省市地方财政支持中医几乎没有希望，崔月犁决定到国务院去要钱。
（78）56号文件是崔月犁的“尚方宝剑”。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崔月犁汇报了中医的现状，关于中医的数据都在他的脑子里，他提出国家应该对中医建设增加专项拨款，他要2亿元人民币。这个数让当时的财政部负责人十分为难，他说，拿不出这么多钱，给你6000万吧。崔月犁说，6000万太少了，能做什么事？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国务院总理拍板，同意给崔月犁1个亿。
1个亿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1982年财政部长王丙乾在第五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那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1100多亿元。全国的卫生经费只有30亿元。在国家很穷的条件下，从国务院能争取到1亿元的中医经费非常不容易。
拿着国家的拨款1个亿，崔月犁找到部分省领导。他对省领导说，你看我这里有一笔中医专项款，如果你省里出1块钱，我就给你同样数量的钱。省里很高兴，有了省里的承诺，崔月犁对市（县）领导说，如果你们出一块钱，省里和部里各出一块钱，市（县）领导也觉得划得来。
这样，崔月犁用申请到的1个亿的资金调动了地方财政的2个亿，除了用于县以上中医医院的建设，其中一部分资金用在了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建设上。
在推动中医立法和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的支持方面，崔月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2年，他收到了彭真写的信，彭真要他好好抓中医。之后，彭真又派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汉斌来和崔月犁专门商讨从法律上保护中医的问题。经过人大的讨论，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的第二十一条中。从此，中医的“庙”和西医的“堂”一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1985年，国家计委拨出5亿元用于改建扩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崔月犁指示从中拿出1.5亿元给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加强中医实习基地的建设。
春蚕到死丝方尽 退休后仍为中医药工作奔走
1987年，崔月犁退休了。除了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他参与最多的活动都与中医有关，凡是在北京召开的有关中医的会议，崔月犁尽量都参加。
崔月犁对中医发展的关切还出于世界市场竞争的紧迫感。1989年，世界医学气功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崔月犁当选为第一届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主席，直到1995年，崔月犁离职后仍然担任主席。他认为主席的位置非中国莫属，他当仁不让。“为什么我现在还当着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的主席？主要就是和外国人竞争，气功是中国的国宝，我们不能像景泰蓝一样把它给丢掉了。”崔月犁认为，如果中国的中医不奋发向前，日医、韩医占领世界市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1997年，为了对中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予以科学、冷静的总结和思考，崔月犁要求李致重和诸国本协助他，把20年来在中医事业发展、理论研究、战略思考方面的好观点、好文章，收集、整理后交给他整理成书。这本书就是崔月犁担任主编的《中医沉思录》第一卷。
李致重告诉崔月犁有专家打算写书评，向学术界推荐这本书。崔月犁听后说：“不要在报刊上发表赞扬的书评。我们不讲我们好，也不要别人称赞。观点、论证摆出来，还怕群众不认识？我希望把各方面的不同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分析，有什么不好呢？”
1998年1月8日，崔月犁自筹资金重启了“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出版工作。这套丛书是为了把中医经典古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他组织了一百多名专家，分为四个小组，把四部医学经典译成白话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辩》等医经译注率先出版，一共发行了5000册。
崔月犁本想把它们再译成英、法、德、日文，因为资金问题，只好作罢。到了1998年1月，崔月犁重新获得经费资助，于是立即召集编译人员开会，布置继续编译白话中医古籍丛书事项。
这是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距他去世只有14天。
1998年1月20日，大寒。这一天，崔月犁给李致重写了一封信，信里写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医发展中的不同见解。第二天，崔月犁参加了北京市政协的会议。回到家后，他在那封尚未发出的信封上加了一句话：“《中医沉思录》再给我一些。”
1月22日，大寒刚过，北京的严冬无情地送走了这位老人：崔月犁骤然逝世。放在书桌上未发出的信成了他的绝笔。李致重后来看到这封信时说：“信读之让人心碎。”
由于崔月犁对中医的杰出贡献，他深受广大中医人的爱戴。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很多中医界人士到场。四大名医施今墨的得意弟子董德茂是坐着轮椅来和他告别。提起崔月犁，董德茂老泪纵横，不无遗憾地说：“中医的这杆大旗是他扛着，他不该走啊。”
与其他人的告别仪式不同的是，那天没有人戴白花。崔月犁生前不喜欢凄惨的白花和悲切的场面，他喜欢赤诚、炽烈的红玫瑰。2月10日，为他送行的是一色火红的玫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用这样的文字评价崔月犁：“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有的人只能近看，尽管一时看起来相当耀眼，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有的人经得起远看，他离历史越加久远，他的价值也愈益凸显。不管今后中医药在国际国内如何发展，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成败利钝，都会有人联想起崔月犁的名字。这，就是不朽!”
崔月犁走了，他给中医留下的，是热爱中医的凝聚力和意味深长的警示：不要让日本消灭汉医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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