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法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知此乎，则医之能事毕矣。”
这段话，见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名医赵濂（字竹泉）的《医门补要》，是对中医在业务上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也是作为一名良医所应具备的条件。“医贵乎精，学贵乎博”，是强调要精通医术，博览群书，博通古今。“识贵乎卓，心贵乎虚”，是说医生在学习中要认真思考，增强辨识、分析能力，力求提出新的见解，不要做书本的“奴隶”，并要防止随着学识的增长而滋生骄傲情绪。
“业贵乎专，言贵乎显”，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在业务上门门通晓，科科精熟，应该有所专擅；如果讲学或著述，则要注意显畅易晓，避免模棱两可、义晦辞涩。“法贵乎活，方贵乎纯”，这是对临证立法和处方的具体要求。医生治病，除熟悉所治病症的基本治法外，尚须知常识变，掌握变通的活法而又不越规矩、法度；至于处方，当力求纯净，切记杂糅。“治贵乎巧”，是说治病要巧治，它与“法贵乎活”是相辅相成的，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效贵乎捷”，即争取较快地获得良效，不要优柔寡断，丧失治疗良机。
做一个高明的医生，实非易事，但也并非高不可攀。赵濂认为，只要掌握了上述各点，“则医之能事毕矣”。赵氏本人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精于临症，熟悉古法而又善于在治法上变通和创新的医学家。“医贵乎精”这段话虽然文字不长，但内涵丰富，对后人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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