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医郭玉，精通“针经脉法”，曾任“太医丞”，他对贫困的病人，格外精心诊治，一些达官贵人请他看病，效果反而不如贫民。人问其故，他说：“达官贵人养尊处优，身体虚弱，因而药效有限；再者，他们常常自以为是，不能配合医生治疗，效果当然大受影响。”
三国神医董奉，看病不收费，但让病人病愈之后在他门前的山上种几棵杏树，几年之后，种的杏树达几十万株之多，形成“杏林”，今庐山杏林尚有遗址供人凭吊。
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篇首列有“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数篇有关医生道德方面的文字。后世医家，从这些文字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效益。
南宋名医陈自明，毕生研究妇产科，为数万名妇女解除痛苦。他特别憎恨一些庸医的不正之风，说：“用心不臧，贪人财利，不肯便提伐病之利，惟恐速效，而无所得，是祸不及，功不大矣。他还批评“有医者得一二方子，以为秘传，惟恐人知之。”他所的《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流传后世。
南宋名医王克明，身为朝廷御医，劫能眼睛向下，为民解忧。有一年，全国发生特大瘟疫，他深入民间，全力抢救，“全活着几万人”朝廷给他奖励，但王克明拒绝接受。
明代名医殷榘，给人治病完全免费；不论病者贫富，一律接受对钱物赠送。他诊病特别细致，强调“视”和“验”，然后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被百姓称为“殷神仙”。
明代名医吴有性，在传染病盛行时，不顾个人安危，反复进入疫情严重的地区，每天出入于死体之中，详细观察和研究病因，找出对策，救治病人无数，最后他还写了名著《瘟疫论》。
明末清初名医傅青主的行医原则是“看贫不看富”，对穷人不受诊断费，还免费供应药物；对重病人，哪怕是百里之外，也要赶去诊治。傅青主去世时，远道前耒送殡的百姓达千人。
清代名医徐大椿原先研究哲学和水利，后因当时瘟疫流行，就改习医学，他痛恨一些市侩医生的恶劣行径：“或立奇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伪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经论警世偷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他还大声疾呼医生看病应“一以惜物之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从而使当时社会医风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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