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年伊始。正拟领略岭南春色，初赏萝岗香雪（香雪——一种白色梅花），刚识荔湾风物（荔湾——李小龙故居）。不料瘟疫死神黑翼陡掠荆楚。疫情日盛一日，全国兴起宅家之风。想中国有千年抗疫历史，中成药应该对抗疫有些作用，故留心央视报道，拟看哪些中成药有利于抗击病毒。寻思买点以备不时之需。祖上曾是中医世家。祖父曾是“美生堂”堂主，父亲黄埔毕业，起义后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一直在小镇当中医医生，母亲50年代起即是西医医生。六七十年代在省中医学院进“西学中班”，毕业后亦有中西医处方权。本人上山下乡前也曾经在父亲、母亲的医院做过中医学徒。其间背过不少中医初级读物如《药性赋》、《伤寒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中医学徒入门教材。对中医本是笃信不疑的。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荆楚之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疫情如此严重，恐西医难以独立应对，中医中药应该在抗疫中发挥作用。故对此次疫情特别关注中西医结合诊疗新冠病毒事。
一、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诊疗方案变化发展观察
1、国家卫建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观察。一月中、下旬天天看新闻，主要想看看哪种中成药有效？第一、二版治疗方案竟然没有中医介入。直到国家卫建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第三版（试行）》时，才看到了中医推荐处方：
一是麻杏薏甘汤、升降散、达原饮。二是麻杏石甘汤、银翘散。三 是宣白承气汤、黄连解毒汤、解毒活血汤。 四是四逆加人参汤、安宫牛黄丸。
“麻杏薏甘汤升降散、达原饮 ”的配方为：麻黄、杏仁、草果、槟榔、蝉蜕、连翘、苍术、桔梗、黄芩、牛蒡子、生甘草。而“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其配方为：麻黄、杏仁、石膏、桑白皮、金银花、连翘、黄芩、浙贝母、生甘草。比较两个药方，都含有：麻黄、杏仁、连翘、黄芩、生甘草。
显然，这是中国著名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麻杏石甘汤”加减。和《金匮要略》中“麻杏薏甘汤”加减。其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原是张仲景写的一本名为《伤寒杂病论》的医学书。
《金匮要略》、《伤寒论》都是张仲景的名著，过去家里曾有多个版本。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这本书原是写在竹简上的。当时的书籍的传播只能靠手抄流传。到了晋代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当时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医书。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到了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也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题有“金匮玉函要略方论”，或相似于今之论文收藏匣。发现其中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张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个。显然《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的原著，《伤寒论》则是《伤寒杂病论》的一部份。关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源流，我有祖上秘传的《伤寒赋》上下篇（经互联网学术查重目前无此电子版，仅旧书网有零星残破手抄本）。内有《伤寒杂病论》该书源流介绍及伤寒论精要的学习实践心得：该文开篇曰：“人生疾苦，莫重伤寒 歧伯陈传变之经，内经俱载。仲景详方法之治，金匮斯明。补论方晋王叔和功大。加注释宋陈无已功多。自宋及元，于今为烈。集大成者方肯堂之辈。摘精要，陶节菴之徒。”《伤寒赋》我小时候就背过。
人在外乡，作为药方个人不便使用，我记得有好象“非典”时期曾经有中成药用过个药方。果然在1月24号国家卫建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第四版（试行）》中出现了推荐中成药：
第五版推荐中成药：
第六版推荐中成药：
第七版推荐中成药：
第四版发布后，不断在媒体上、特别是电视上看到、听到“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这两个中成药。年前去药店，但早已断货。直至第七版方案发布，以《伤寒论杂病论》中“麻杏石甘”“麻杏薏甘”汤为主方的“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两个中成药方仍然在列。
查两个中成药文献资料：其实“金花清感方”是以《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生石膏、甘草）加玉叶金花、金银花、黄芩、连翘、浙贝母、知母、牛蒡子、青蒿、薄荷、苦桔梗等形成。而“莲花清瘟胶囊”亦是以张仲景《伤寒论》“麻杏石甘汤”为主方加《温病条辩》中银翘散化裁，同时汲取明代吴又可《温疫论》治疫证用大黄经验，加藿香，配伍等组成。中药的配方是以“君、臣、佐、使”进行配伍的。其两方均以“麻黄为君，甘草为臣，杏仁为佐，石膏为使”。据资料介绍：
显然，此次抗疫中正是中成药在武汉方舱医院的建立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中医介入抗击新冠肺炎情况回溯。近日中新网发表了《中医药正深度介入新冠肺炎诊疗全过程》的报道文章，披露了3月6日，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首率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情况：在疫情开始之际，中医并未纳入诊疗，最初只是作为辅助。初到金银潭医院，两大问题摆在黄璐琦院长面前，一是中西医治疗理念的沟通，另一方面则是当时中药药品的严重不足。金银潭医院将南一区病房的医疗工作正式交给黄璐琦院长所带领医疗队。这也是疫情发生后第一个接管重病区的中医医疗队。黄璐琦院长说，当时医疗队主管的32张病床开辟了中医药防控新冠肺炎的战场，使中医药能够与西医同台合作。黄璐琦认为，在新冠肺炎感染早期，中医药治疗方法对集中隔离、症状上已经有明显体现的患者，能够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率，真正把关口前移。1月23日，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才纳入了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三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医疗队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南一病区床位由32张增加到目前的43张，收治的均为重症患者，其它病区也开始陆续服用中药。截至3月4日，该团队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21例，其中中医辨证纯中药治疗出院41例、中西医结合治疗出院32例。中西医结合的平均住院时间显著缩短。患者症状明显减轻，改善率达到70%，患者回访效果满意。黄璐琦院士认为：“此次疫情的防治工作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次生动实践”。他还认为，加强中医药在治疗疾病全流程的深度参与，与西医形成优势互补、协同作战是打赢此次疫情医疗救治的关键。
3、中医药在武汉“方舱医院”抗击新冠状肺炎中的成就。据报道，从2月5日晚10时，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率先启用后，3月10日全部休舱，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000多人，创造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的生命奇迹。在“方仓医院”建立后，湖北武汉疫情立即发生了重大逆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武汉方舱医院了解新冠肺炎救治情况时，武汉方舱医院贵州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国家紧急医学救搓队队员穆茂介绍，“专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舱内是否使用了中医药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就回答，我们是用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这个药物也是诊疗方案中推荐的。”据报道，截至目前，在全国覆盖约7000万人次应用了连花清瘟方，仅湖北省就有上百万人次使用，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也将连花清瘟作为基础用药。面对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口中的巨大成效，2020年3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删除了“不应当使用传统草本药物”的表述。3月6日从中文页面删除，3月7日从英文页面删除，3月8日从联合国其余官方页面删除。
2020年3月13日下午四点，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45场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阳证实，2020年3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2日保持在个位数水平。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涂远超介绍，截至3月12日24时，全省共确诊病例67786例，已治愈出院51553例，治愈率达76.1%；在院治疗患者下降到目前的11808例，重症、危重症占比下降到目前的5.8%，新增病亡人数持续下降；武汉市新增确诊 2020年3月13日下午四点，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45场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阳介绍，2020年3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新增确诊病例数连续2日保持在个位数水平。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涂远超介绍，截至3月12日24时，全省共确诊病例67786例，已治愈出院51553例，治愈率达76.1%；在院治疗患者下降到目前的11808例，重症、危重症占比下降到目前的5.8%，新增病亡人数持续下降；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下降至个位数，其他16个市州新增确诊病例连续8天零报告。截至3月12日，全省累计中医药使用率达到91.91%，方舱医院中医药使用率超过99%，集中隔离点中医药使用率94%；武汉市284个集中隔离康复点累计康复观察18750人，中医巡诊累计79114人次。
方舱医院见证了强大的中国医药的力量，也创造了伟大的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而“方舱医院”中使用中医汤药及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等，用使率达99%以上；从3月上旬“方医舱院”全面休仓的结果看，显然中医中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显示了中医中药的巨大威力。查阅历史文献，笔者还还发现，以《伤寒论》“麻杏石甘”汤为主要成份的“连花清瘟胶囊”其实当年在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禽流感等一系列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屡屡发挥过重要作用。2005年以来“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获得国家层面第21次推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省中医药局于2020年1月中下旬就成立了广东省中医药防治呼吸道传染病专家组，密切跟踪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和中医药防治进展。2020年1月24日，广东省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一版）就发布推荐这一中成药。
4、中医理论思想是系统的，充满自然哲学思辩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据报道，3月中旬中国医疗队驰援意大利和伊拉克的医疗药物也包括了十万余盒“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这两种药物。而在匈亚利，则直接开锅煮中药（所用药物不详）。这条新闻使我感到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我个人认为中医药走出国门还需冷静，不应头脑发热。如果我们认为新冠病毒的治疗不过是如此简单。张仲景不过是发现了几种中药，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的中医药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是在诊疗上还是药物上都是博大精深的。“连花清瘟”、“金花清感”的确是不错的诊疗上呼吸道感染的居家必备良药，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诊疗方案，就会发现，无论是“连花清瘟方”还是“金花清感方”只是作为基础用药，而且仅用于“医学观察期”而不是用于“临床治疗期”。更重要的是各类精准针对更强的1号方，2号方、3号方…等等。我认为中国医疗队除了带“连花清瘟”、“金花清感”方子之外，更应该带上张仲景的八个字：“六经辩证，辩证施治”。
就眼下武汉方舱医院抗击新冠状病毒的治疗而言，我们所知的中成药就这两个。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共计25篇，载方262个，仅针对《伤寒论》的方子就有一百多个。显然仅用“连花清瘟”、“金花清感”方是不够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即是采用系统思想对“伤寒”（即今天所指的“上呼吸道感染症候群”）利用中国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系统哲学思想进行分类。把“上呼吸道感染症候群”归统为“伤寒”，同时认为“伤寒”可分“阴症”、“阳症”两大类型，而这两大类型中阳症的类型中又分：“太阳、阳明、少阳”；在阴症的类型中分“太阴、少阴、厥阴”。分别指“表、中、里”或“轻、中、重”。“初、现、后”等概念。
在用药上：《伤寒论》上针对各类病人有一百多个处方一。不同的处方，对各种不同的症状，用不同的药方。而不是一方治万人，一方治万病。
应该说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能对问题有如此系统的认知是了不起的。不如此，张仲景不可能在历代被尊崇为医圣。但反对中医的人说，“上呼吸道感染症候群”产生的原因很多，有受寒、有细菌、病毒等等，用“伤寒” 统称并不科学。其实名字并不重要，比如一个人名字就那么准确吗？最准确的表述是有的，比如“某某同某某生的儿子” 但我们往往不会用这样“准确”的称呼定议一个人的名字。
想当年在钱老在讲“三论一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黑箱理论”的时候。常常把中医诊疗作例子。后又读过钱老关于中医的许多论述，认真研究过《中医与控制论》讲述中国古代医者如何把人作为“黑箱”研究的著作。中医中药，采用辩证施治的方法及精准投药才是中医中药的威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虽然知道了中国方舱医院治疗方案，但还是不能可能尽快控制疫情发展的原因。
同时，在中药方面：比如《伤寒论》中“麻杏石甘汤”的杏仁是用的甜杏仁还是苦杏仁？甜杏仁可以当坚果吃，而苦杏仁则是一种剧毒物质：“苦杏仁含有氰甙毒素，如果食用过多会引起中毒，其毒性成分位于尖端和皮上。在胃肠道中被水解后会释放出高毒性成分氢氰酸。氢氰酸被迅速吸收到血液循环中并作用于人体的各个部位，导致组织细胞无法利用红细胞所携带的氧气，引起组织缺氧、组织窒息。在细胞中产生毒性低氧症，使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因此在中药药方中，苦杏仁有时需要去尖、去皮。仅就《伤寒论》“麻杏石甘汤”方子用的是苦杏仁还是甜杏仁？去不去尖？去不去皮？用量多少？老人、妇女、儿童的用法用量如何？外国人的体格如何？在用药上是否需要加大或减少剂量？在中医药中，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许多有毒性的植物药是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精心炮制方式。有些药方还需指定地域的药材，如淮山、秦椒、川贝等等。如只根据处方字面自以为是用药，难免被人认为是庸医所为。
同时在中医的诊疗方式上，采用的常常是辩证逻辑思想。并非一药通用。同一剂药方，其间还分妇人方、小儿方、成人方、老人方。其用法用量都不同，并且如在感染时疫的时又间杂其他肝、肾 、脾、胃等病人的用方又有不同，甚至于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还有“先治沉苛”还是“先疗时疫”的考量。从排列组合的角度看，中医精准治疗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正如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见《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107页——此为1983年至1987年钱学森在507所学术讨论会上的历次讲话汇编 下同）
中医理论是科学的，系统观的。中国古人并没有可能对人体进行解剖分析。《中医与控制论》认为中国古代医者是把人作为“黑箱”系统来研究的，是把人的五臓六腑当成一个“黑箱”系统来看的。根据人的“吃、喝、拉、撒”、根据“寸、关、尺”脉象情况，根据人面部“精、气、神”的表情信息，用“望、闻、问、切”的方法，根据人体“黑箱”输出的信息，断定人体五臓六腑的功能变化，从而使用药物、针炙等各种方法控制病情，改良人体病变。显然运用人体系统、信息的输入、输出信息，的变化，用不同的药物，对人体的病变情况进行控制。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与系统科学的思想，有相同的逻辑基础。显然这种对人体系统的认识，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式。
二、从“人体科学”的高度重新系统认识中医中药
应该说中国五千年来，中国人生生不息，如果没有中医中药，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历代有许多著名的中医，当然也有不少庸医。因此对中医的看法不尽一致是正常的，但一些著名的名人对中医的看法往往影响中医中药的发展。
1、钱学森先生对中医的看法。钱学森先生指出：“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1984年5月16日他在致李印生信中指出：“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
2、鲁迅先生早年对中医的误解：笔者虽然出生在中医世家，但少时确实对中医并不感兴趣，当时可能误解在鲁迅先生对中医的认识，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对中医名医的描述，影响了我多年。文中有对中医的如此描述：“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前一位郎中所用的药引），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引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鲁迅先生对中医的刻薄讽刺当时影响了不少中国文人。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确实有不少庸医，治不好病就推找不到药，老百姓在民间唱本中对庸医的讽刺挖苦似乎还更夸张一些，一到看不好的病（如《梁祝》中的庸医），就说“一要东海龙王角，二要蚊子胆；三要罗汉手中香，四要铁牛肠”当然这是对庸医的讽刺挖苦。想必鲁迅先生父亲遇到的亦或是庸医。但话又说回来，据记载，其实鲁迅先生父亲因故，长年酗酒，医治时已经是肝腹水后期。大约与画家陈逸非先生同样的病，及使在现有医疗条件下，有充足的治疗经费的今天，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其实都是回天乏术的。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还是影响了不少人。
3、毛泽东最早意识到中医药的重要性，首倡“中西医结合”。如果溯源中西医结合的提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估计有不少人提出过，但最可靠记载的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特别是初到延安时，由于住在杨家岭山洞中，寒冷、潮湿的环境让他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几经西医治疗仍不见效。同志们建议他看看中医。当时,八路军卫生处的同志不相信中医,不同意李鼎铭给毛泽东用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于是请了陕北名医李鼎铭先生为他看病。李鼎铭切脉后，给毛主席开了四副中药。服药后不久，主席的胳膊果然不痛了。于是毛泽东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当二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可能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最早的提新出。也是新中国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源头。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对中药问题毛泽东认为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写道：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对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提高中国医学科学水平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还指出：“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他还认为“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4、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中药的新认识。2013年8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习近平表示，“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长期合作良好。中方感谢世卫组织今年3月对中国防控H7N9禽流感疫情提供的支持。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能够为人民群众构筑更牢固的健康防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中国中医药发展中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新中国中医发展成就。无用讳言，建国以来中医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据有关资料显示，1955年底到1956年初，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成立了6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毛泽东还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典籍整理。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使许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已经开始形成。
2、对中医中药认识存在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是一些人怀疑中医是封建时代的存在糟粕，这本是没错的，但常常没有发现其中的精华。一些人认为现代人没有足够的国学素养，国学功底普遍不扎实，无法顺畅阅读中医典籍原文，更无法精准领会内涵。还有人认为是药材问题，认为现在的药材不地道，影响了中医的效果。而药的问题从中药材种植，中药材的采集、专业的炮制普涉及的问题。
其实重要的是人们对中医理论认识肤浅问题，没有看到中医理论中包含的精华。正如钱老也指出：“我想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医的面貌看起来好像不和现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古文而不是现代语文，讲什么阴阳五行……而不是对立统一和大系统等等，从而使现代的中国青年难于领会，学也学不进，更不要说掌握医理了。中医理论的这一令人生畏的形象也使得不少人对它不理解，所以尽管《宪法》上明明写了，他还不愿支持，甚而打击。就连中医学院也有人反对中医！”。
中医理论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这就是中医的终结问题。应该说中国古代中医这种方法并不是一种所谓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笨办法”因为它的代价太高了。它只能产生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度。这是一个需要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试错验对，是中国历用成千上万人生命为代价大浪淘沙换来的医治方法和用药及诊疗方案。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然而这里边确有珍贵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有被科学和时代证实是错误的东西。钱老提示我们，恩格斯指出：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
正如钱学森先生指出：“人类认识自然界之初，必然有一个自然哲学的阶段。在经过了科学的巨大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自然哲学了，而应该接受自然科学。我认为中医理论很像自然哲学。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的珍宝。人体科学很需要这部分珍宝，要加以整理、提高，而绝不能丢掉。”（《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纵横观》108）
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医现代化，也要把中医的哲学理论现代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的理论。
笔者从80年代以来一直热衷研究钱学森先生的“系统科学”。想当年在钱老在讲“三论一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黑箱理论”的时候。常常把中医诊疗作例子。《中医与控制论》讲述中国古代医者如何把人作为“黑箱”研究，用“望闻问切”的方法从“黑箱”输出的信息，断定人体五臓六腑的功能变化，从而使用药物、针炙等各种方法控制病情，改良人体病变。
因此，采用这种新兴、边沿、横断学科对疫情的研究也未常不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本文后面部分将结合《伤寒杂病论》、《伤寒赋》中的诊疗方法和思想，重点对《伤寒杂病论》中的“六经辩证”的具体内容，以系统科学的方法，试图对其从系统、信息、控制的“黑箱”、进行系统要素、层次、输入、输出、功能、结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达抛砖引玉之效。（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 王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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