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医学是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第一部中医传世名著《黄帝内经》中就有丰富多彩的学术理论与临床各科病证的叙述，还反映了对一些病证的治法。
明代著名医学家吴崑在《吴注黄帝内经》中指出：“《内经》是一部‘救万古民命’的医学典籍，它指导医生在诊治疾患时，必当‘循法守度’（见《素问·示从容论》）。”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又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说明“治未病”的科学思维是中国最早提出的。
到了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较系统、完整地创立了“辨证论治”。这部名著奠定了我国广泛的临床医学基础。张仲景对自己的要求是，生平致意于“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伤寒杂病论·自序》）。而他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说明医生博取诸家之长的重要性。
关于医生的职责和道德修养，唐初医学大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又有详明的阐论。他提倡“大医精诚”，影响至广。首先是教育后人，特别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力求医技精良，应对患者负责。在诊疗疾病时，要诚心、仁义地对待患者。提出“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所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在诊疗疾病时，如遇到“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作苍生大医”。这段话对后世历代医生的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是高标准的仁心仁术。
医生所肩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说：“医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他还指出：“医者宜“朝勤夕思，手不释卷，三五年间废寝忘食，参详其理。至于意又深远，研精覃思，期期乎必通。”说明“业精于勤”的重要性。
至于指导医生诊疗的要点，诸多医家均重视古今名家的经典医籍阐论。关于施治的要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示医生一定要“治病必求于本”。清代顾靖远《顾氏医镜》又指出：“有是病则用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凡此治疗的思路和大法，是业医者必当重视的。
当然，作为一名医生，道德的修养至关重要。古代医药文献中，有很多感人的记述，包括一些医家治病不求报酬，甚至私自出资救助患者，或不计旦夕与险峻之地登门抢救患者，能将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还有些医家，正气浩然可敬。如清代蒋廷锡等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述宋代一位品德高尚的名医何澄诊疗的事迹。在宣和（1119—1125）年间，何澄曾诊治一位穷困潦倒的士人，“抱病缠年，百治不效”，因为家庭经济实在太困难，当然已到了付不起诊费的窘境。其妻将何澄引入密室，告诉他说：“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为出此言，但请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最后得以免费诊疗而获救。说明何澄具有令人敬重的崇高医德，为后人所敬重、赞誉。
我国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医生的仁心仁术。当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又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新时代，更应将医者的仁心仁术发扬光大，昭示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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