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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名医名著重视仁心仁术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医学是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第一部中医传世名著《黄帝内经》中就有丰富多彩的学术理论与临床各科病证的叙述,还反映了对一些病证的治法。

明代著名医学家吴崑在《吴注黄帝内经》中指出:“《内经》是一部‘救万古民命’的医学典籍,它指导医生在诊治疾患时,必当‘循法守度’(见《素问·示从容论》)。”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又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说明“治未病”的科学思维是中国最早提出的。

到了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较系统、完整地创立了“辨证论治”。这部名著奠定了我国广泛的临床医学基础。张仲景对自己的要求是,生平致意于“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伤寒杂病论·自序》)。而他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说明医生博取诸家之长的重要性。

关于医生的职责和道德修养,唐初医学大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又有详明的阐论。他提倡“大医精诚”,影响至广。首先是教育后人,特别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力求医技精良,应对患者负责。在诊疗疾病时,要诚心、仁义地对待患者。提出“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所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生在诊疗疾病时,如遇到“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作苍生大医”。这段话对后世历代医生的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是高标准的仁心仁术。

医生所肩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说:“医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他还指出:“医者宜“朝勤夕思,手不释卷,三五年间废寝忘食,参详其理。至于意又深远,研精覃思,期期乎必通。”说明“业精于勤”的重要性。

至于指导医生诊疗的要点,诸多医家均重视古今名家的经典医籍阐论。关于施治的要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示医生一定要“治病必求于本”。清代顾靖远《顾氏医镜》又指出:“有是病则用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凡此治疗的思路和大法,是业医者必当重视的。

当然,作为一名医生,道德的修养至关重要。古代医药文献中,有很多感人的记述,包括一些医家治病不求报酬,甚至私自出资救助患者,或不计旦夕与险峻之地登门抢救患者,能将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还有些医家,正气浩然可敬。如清代蒋廷锡等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述宋代一位品德高尚的名医何澄诊疗的事迹。在宣和(1119—1125)年间,何澄曾诊治一位穷困潦倒的士人,“抱病缠年,百治不效”,因为家庭经济实在太困难,当然已到了付不起诊费的窘境。其妻将何澄引入密室,告诉他说:“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为出此言,但请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最后得以免费诊疗而获救。说明何澄具有令人敬重的崇高医德,为后人所敬重、赞誉。

我国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医生的仁心仁术。当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又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新时代,更应将医者的仁心仁术发扬光大,昭示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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