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曾留学日本的民主革命老人孔庚（1871-1950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提出了医政改革的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这是第一次由参议员向政府以参政议政的方式，提出中西医并重，并希望将来逐步达到“汇合为一”，也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构想。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民族健康”，并且有利于抗击日本侵略。
此前，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教育，余云岫等人提案取消中医，也都是打着“强国强种”的旗号，力求摆脱东亚病夫、积贫积弱的面貌。余云岫甚至把取消中医称为“医学革命”，因为在他和很多海归派的心目中，中医就是“旧医”，代表着落后和不卫生的陋习，是“卫生事业的障碍”。他们强加给中医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大力推行取效、改造中医的政治策略，或者从制度设计上，挤压中医未来生存空间。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孔庚在这一背景下，将中医争夺生存权与民族求生存结合起来，他提出的议案使中西医冲突上升到政治高度。引起了反中医人士傅斯年等人的激烈反对。
台湾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说：“吾友傅斯年，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1934年，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了《论所谓国医》，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他把中西医论争看成比“匪患”、“外患”还可耻、可恨，认为中医早就应该取消了，其“扶西抑中”的思想，有意无意地使中西医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了，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参与论争的既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西学背景的学人。
孔庚先生在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继续为中医提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四川参议员曹叔宝提出《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这些观点，与傅斯年等新潮人士的观念大相径庭，一场辩论和争执在所难免。
有学者评论说，这是“科学主义”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民族主义”，争夺话语权的硝烟弥漫开来，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暴跳如雷，与年逾古稀的孔庚互相谩骂。年迈的孔庚虽然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民主革命人士，仍然辩不过年富力强的大学者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说了许多的粗话。
对于中医的苦难，孔庚先生一定是了如指掌，感同身受，才会在那个时候挺身而出，勇于斗争。
孔庚是一位阅历非常丰富的人，曾任广西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长、教育科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一等科员，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高级参谋。后入山西任阎锡山部大同镇守使、旅长，晋北军总司令、晋军总司令。他和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有来往。
留洋归国的经历没有改变孔庚先生对祖国与家乡热爱，多年的政治斗争、民众缺医少药的苦难，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历史价值，他带头为中医参政议政提建议，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家国情怀。也许他还经历过很多被中医药帮助的故事，只是我们还无从得知罢了。
故事的背后，是中医近代不被理解长达百年的曲折经历，也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漏列”了中医，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他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代表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请愿活动，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1915年4月，丁甘仁、夏应堂、谢观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其《呈大总统文》说：“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我国光复以来，各省学校林立，恩准奉行，仰见我政府陶铸医学真才，为四百万兆生灵造仁寿无疆之福。洵乎民之强，即国之强也。”教育部答复说：“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内务部认为：“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有所赞同，应准备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经过筹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
1916年，余云岫《灵素商兑》发表，开始了从理论上向中医的围剿，并积极准备全面封杀中医。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西医人数很少，90%以上的医生都是中医。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掀起一场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1月15日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只字不提“中医”，因此，“全国医师联合会”认为它“不合国情，窒碍难行”，上书行政当局，要求废止。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让卫生部“核办”。李敖说“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为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因此，在1930年5月27日正式公布。
此前，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4项，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
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1943年9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医师法》，逐渐建立了“执业医师许可制度”，抗日战争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了《医师法细则》等法律文件，对《医师法》的实施作了补充说明。
“医随国运”，今年7月《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中医药事业有了法律政策的牢固保障，这是长达几十年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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