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又有燕京之称。在上世纪百年中，北京的中医发展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铸就了百年北京中医发展的脉络，彰显了独特的燕京医学特点。
清末时期（1900~1911年）
上世纪初期，是光绪新政医学机构改革的10年，实质上仍沿袭元、明、清时代，太医院、御药房掌管全国医药行政、医学教育，为皇宫贵族服务，是北京独有的宫廷医学派的传承。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几经整顿改良终究无果。
政府建立官方医院是医事改革的措施之一。但进入上世纪已趋衰败，对于中医学术发展无太大的建树。由于时代环境的改变，民众的健康谱和疾病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中医进入新的选择和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8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中国本土文化，医学界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态势。北京中医在当时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更面临着北洋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应当取缔。”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发了全国广大中医药界的强烈抗争。北京中医药界空前团结和积极行动，并派代表参加抗议北洋政府的“医药救亡请愿团”，经过抗争活动的洗礼，建立了北平中医公会，组织了以孔伯华、施今墨为首的“华北请愿团”，汇同全国的同道南下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相继中医考试制度也逐渐得以恢复。1929年10月29日当时政府下令核准《北平市卫生局中医士考试委员会简章》，其他有关营业章程，暂行规则等均被迫公布实施。
民国时期北京中医发展脉络主要从三方面体现：
医疗方面 虽然西医医院多于中医医院，但中医从业人数明显多于西医师（约计8:1），担负着北平地区80%以上的医疗防病任务。在传染病的防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杨浩如、张菊人等1911年在晋绥地区及廊坊一带组成防疫医疗队，遏制了当地瘟疫的流行。因此，在中医临床医学方面发展迅速，内、外、妇、儿、正骨等科均有杰出的医学家出现。如温病方面有袁鹤侪、汪逢春；疑难杂症方面如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其中萧、孔、施、汪还被尊称为“北京四大名医”，享誉全国。外科方面如丁庆三、段馥亭、房兴桥等名家各有千秋，另外上驷院绰班处、少林派的正骨推拿均独具风格。
教育方面 从师承家传、自学成才等传统模式，向正规化学历教育转化（名医学院派）。上世纪30年代由当时北京四大名医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1930年）、华北国医学院（1932年），均为北京培养高级中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和中医教育模式。1939年汪逢春还开办了具有继续教育性质的业余夜校“北平国医讲习所”。
科研方面 曾引进一些西方对于药用植物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广泛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在陈克恢、赵橘黄教授等科学家们的勤奋努力下，研制成功麻黄素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在中医药学术团体方面，也自发地成立了一些学术组织，如“北平中医学社”、同时创办《中国医药月刊》杂志，编著中医药文献；成立“中国医药研究会”，以及“北平国医职业分会”等，也曾创办过《北平医药月刊》《国医砥柱》等杂志。当时也曾开办过中医讲习所、研究班、中医诊所，在发展北京中医事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医政管理方面 在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并存的前提下，建国初期的重点是中西医团结合作，目标是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医药，继承与发扬我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为农村开展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引下，北京中医发展又获得新的机遇。1978年邓小平指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明确要“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1988年成立了北京中医管理局，开展了继承老中医经验和名医带徒工作，均走在全国的前列。
临床医疗方面 除了政府兴办的医疗机构外，1949~1955年个体开业、联合诊所全面开放。1956~1967年，是中医医院组建的奠基阶段，北京开始建立国家所有制的北京中医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门头沟中医院等。1978~1989年，是全面发展阶段，期间新建了6所区县中医院，多数综合医院建立了中医科。中医个体开业也进入了规范化的道路。1990~2000年是持续发展与专科医院建设的新阶段，开展了医院等级的确定与示范中医院、示范中医科的建设，加强了各级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中医医疗机构体系已初具规模。
北京的临床医师，在学术上已具有鲜明的特点，既有师承家传派的独特技艺，又有高等院校学院派的正规学历毕业生，以及宫廷医学派的传承。总括起来，南北医家、经方派、时方派均汇集于此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中西医相互采纳、包容，继承与创新交织的精彩学术气氛，孕育着燕京医学学派的成长与发展，在学术水平上居于国内前列。
中医教育方面 1949~1965年仅有陈慎吾创办的私立北平中医研究所（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以及民间自发的师承教育模式等组织，比较分散。1950~1951年，北京先后创办了两所中医进修学校，开始中医进修教育（属于继续教育性质），其中北京市属的中医进修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医人才培养的摇篮。
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带动了北京市及全国的西学中教育。1956年及1968年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北京市认真地贯彻这两项政策，取得显著效果，曾在全国中医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另外还开办过中医中专学校及中医护士学校等。
1977~2000年恢复高考制度，北京中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恢复正常工作，北京第二医学院和北京市中医学校联合举办了一届中医本科班。1978年11月北京中医学院分院成立，曾更名为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2001年并入首都医科大学），均为北京培养了大量高级中医药人才。1977年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中医研究生班，招收硕士生。1983年和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随后又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基本上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医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
中医科研发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为突出的是协和医学院药理室、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等一大批科学研究单位，奠定了中医药的科研基础，成为中医药学研究的先驱。
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5年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医科研地位的确立。1959年中医药科研工作列入我国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9年10月，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成立，也成为卫生部在全国建立的科研基地之一。
1977～1985年，中医科研选题已从中药临床扩大到中医诊断、针灸、仪器等多学科，从多侧面多方向入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部分企业创办民办中医科研机构，各级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的方针，加强对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宏观管理，改变了以往重临床轻基础研究的状况。在心脑血管病、脾胃病、肝病、多脏器功能衰竭、恶性肿瘤、皮科、针麻以及青蒿素、人工麝香等研究方面均取得突出的成绩。北京基本上已成为中医药科研机构密集、设备齐全、科研队伍完备、人才济济的城市。各大中医院校也承担了多项科研任务，形成了多个中医药科研的“国家队”。
中西医结合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边区政府也曾组建“国医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55年北京市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报告中，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北京市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中西结合方针，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简称西学中），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在科研队伍中以高级“西学中”为骨干，在诸多名老中医亲自参加与指导下，先后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由于北京地理区位的优势，中外学术交流的活动日益频繁，大批科研成果不仅在国内起到巨大的影响，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也是主要的窗口。1981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后改名为中西医结合学会），形成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的系统，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学术的发展。另外，还创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骨伤》《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杂志》等，举办过多次中西医结合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又培养了中西医结合硕士、博士，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新生力量。同时也造就一批高明的理论家和知名的专家。
中医药学术团体的产生与发展 可以追溯到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由徐春莆等人发起创办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清末维新派康有为等曾提出，仿西学、建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主张。当时由太医院组成的“北京中医学社”，民国时期日渐增多，如神州医药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西医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国科学研究社。1947年施今墨等发起的“中国医学会”等，对于北京乃致全国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医药学出版 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开始出版一些经典名著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影印版，也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解释》等白话文语译本。以后又出版了《本草纲目》，也出版了系列高等中医教材如《中医内科学概要》等，期间有10余种相关期刊出版如《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杂志》《北京中医》等，1981年之后《中医杂志》又创办了6种外文版式。1989年《中国中医药报》在京创刊。其他非中医专业的报纸《北京卫生报》《健康咨询报》等，也刊登中医药的文章。北京中医药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全国中医药出版事业的中心。
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对外主要表现为专家互访与交流，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医疗队，以及名中医援外或出国会诊。1956年7月，苏联曾派遣由3名专家组成的针灸考察小组来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学习针灸理论和临床3个月。随后1958~1962年中国专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用中医药诊治疾病获良好效果，受到赞扬。
1962年3月6日由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湖南、江苏、辽宁、长春等地的24位医务人员组成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派往阿尔及利亚，履行国际人道主义的行程。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1975年就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成为全国40所大学中最早接收外国留学生的中医高校。
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我国相继与世界各国的卫生组织重新合作。1975年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创办“外国医生培训班”（后更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专门从事对外培训工作。1980年经市政府批准，北京中医医院也成立了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北京除了援外医疗，召开国际学会以外，还有联合办学，合办中医医院等，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MIDDLESEX大学合作开办了5年制中医高等学历教育。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与德国合办的魁茨汀中医院是我国成功地在国外创办中医医院的典范。此外，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政府合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获得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医药在防治危重传染中的优势。
北京中医学的特点
独占中国历史文化优势 北京既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经济交流与融汇的中心。北京的文化与民族精神早已超出一般地域范畴的涵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与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北京得到了集中和典型的反映。突出了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和多元化、包容、团结、开创性以及高雅厚重的特点。
独具宫廷医学学术流派的传承 由于多个朝代的皇室建都在北京，太医院中的御医多为全国各地的名医奉召来京，代表着当时中医学的最高水平。他们既要供奉皇室贵族的医疗、养生、美容、保健，又要定时向平民百姓施舍医药防病治病，特别是荒灾大疫之际出宫治病灭灾。宫廷医学的特点是辨证严谨，务求实效，组方平和，用药轻灵和重视养生保健等。
拥有从御药房到同仁堂丰厚的中药文化底蕴 北京同仁堂创建于1669年，是太医院御药房药材的专供药源途径，300多年来积淀了丰厚的中药文化，严格遵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规范。迄今为止，北京同仁堂集团仍然遵古至今，声誉名闻天下。对于北京中医学的发展影响也是很大的。
汇聚与培育了多学派名医群体 北京是知名中医向往的宝地，是全国政治、经济、人文科技集聚之处，除了应召御医得以来京之外，更多的南派、北派众多医师，或经方派、时方派的名医高手，多聚集于京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百年北京中医发展过程虽然历经坎坷，但仍取得较大的进步，并具有明显的京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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