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药名家的仁心博爱总是怜天悯人地惠及全社会，甚至包括犯下了罪行的人。明镜高悬，皂隶威严。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之后，当厚厚的木板重重地打在罪犯臀部的时候，县衙在场的人不会想到一位名叫甄权的医家。罪犯更不会想到，如果依据旧规，同样数量的惩罚，皮鞭或者木板拍打的是背部，自己的身家性命必然危在旦夕，甚至当场毙命。
这看似惩罚部分的简单改变，却凝聚着医家慈悲之心的灌注。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十分重视医学教育工作，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京都长安创建太医署，其中设置针灸专科。自此，针灸教育形式开始从家传师授向在规范的医学教育体系内传承改变。
当时，与药王孙思邈同年出生的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甄权（公元541-643年），是隋唐年间著名的医学家，他精通针灸。一次，隋朝鲁州刺史库狄嵚曾经患了风痹，异常痛苦，无法挽弓射箭，许多医生诊治后效果都不佳，最后请来甄权医治。甄权详细诊察完库狄嵚的病情后，请其到靶场拿起弓箭对准靶心做好射箭的准备。突然，甄权将银针刺在库狄嵚的肩髃穴上，箭应声射出。甄权捻转银针，稍等片刻，取下银针后，库狄嵚即恢复如常。
到了唐朝武德年间，深州刺史成君绰忽然颈部肿胀，喉咙阻塞，滴水不进，家人只好求救于医家孙思邈。孙思邈看过病人的情况后，一时无计可施，便请来甄权会诊。甄权针刺病人的左手次指穴位，并稍微放了一点血，不到一顿饭的时间，病人的气息就畅通了。到了第二天，病人就能够像平时一样正常饮食了。
在寻常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甄权发现很多医生只注重开具药物，而忽视针灸对疾病治疗的作用。于是在唐武德年间，他就结合《针灸甲乙经》等医学著作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厘定孔穴，以图示穴，编绘出图文并茂的《明堂人形图》。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他胸怀博大，乐于招贤纳士来为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蓄积力量。因此，正是出于对甄权医术高明仰慕，贞观年中，李世民特意下诏请甄权入少府，让其奉旨带领太医令等修人体经穴《明堂人形图》，重新校定人体经络腧穴。
其间，仁寿宫的宫人患了脚病，甄权奉命前去治疗。来到病人住所，甄权了解完病情后，针刺其环跳、阳陵、下巨虚、阳辅等穴位，起针后，病人立即能走。一位姓赵的大理寺卿因受风寒，腿脚伸屈不利，不能跪起。甄权为他针刺上髎、环跳、阳陵泉、下巨虚等穴位后，病人遂活动自如，能跪能起。
在修订人体经络腧穴图的工作之余，甄权还向李世民讲解有关人体经络的养生知识。甄权性情淳厚，心地至善，当初他之所以和弟弟甄立言一起学医，就是为了身患疾病的母亲治病。正是从医学角度出于对犯人鞭笞背部的同情，甄权还着重向李世民介绍了人体背部腧穴对于保障生命健康的重要性，谏言对待犯人应免去鞭打背部的刑罚。仁厚的李世民采纳了甄权的建议，特于唐贞观四年下发律令“制决罪人”改鞭笞背部或臀部，为“不得鞭背”，固定为臀部。从此，因一时糊涂犯下罪行的犯人，活命的希望不再过于渺茫，也就有了更多悔过自新的机会。
甄权医德高尚，再加上医术高超，自然会赢得世人的敬重。单在李世民的心中，甄权就是医家的典范，值得自己和天下医家、病人敬仰。为此，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李世民特意亲自来到甄权的家中，“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以极其高的礼仪规格，探望时年虚岁103岁高龄的甄权。在中医药史上，留下了一段为数不多的皇帝关注关心医药卫生发展的佳话。
甄权除了擅长针灸之外，还精通本草，为病人疗病去疾时常常针药并用。孙思邈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里记述，安平公李德林曾经患有偏风，甄权治以防风汤，兼针刺风池、肩髃、曲池、支沟、阳陵泉、五枢、下巨虚等穴位，服药9剂，针刺9次，病人逐渐痊愈。而安康公患水胀，解小便不顺畅，甄权开具茯苓丸为其治病。结果，药还没有吃完，病人的水胀就消除了。
“死而不亡者寿”。放下繁杂的史料，静坐闭目静思，疏理着甄权人生的脉络，想到了《道德经》里的这句话。人生在世，不论以何种职业安身立命，德行和善心都是第一位的。作为医家，甄权心若菩提，豁达大度，一心纯粹地为病人着想，哪怕是面对曾经返现罪行的尚可以挽救的犯人；同样作为医家，甄权医道精诚，没有名家指点，完全靠自学获得医术之奥妙，其背后要经历的艰辛和困难令人难以想象。甄权把德艺双馨做成了经典，以至于1300多年后今天，这种经典还时常温暖照人，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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